记忆中的开国往事

194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诞生了新中国。而1949年对于今年已经89岁的画家周令钊来讲,更是特别值得纪念。在这一年里,在三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中,周令钊三画毛主席像,并且成为了第一位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像的画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今钊参与了人民币等多项重要设计任务。以下,是周令钊讲述的1949年和他的设计人生。     

虔诚与忏悔——两个“文革”亲历者的心灵史

王国祥执意要把最上面的一颗扣子也扣上，17年军旅生活留下的印记，还包括拍照时的习惯性立正。外套上别着的12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军功章红得耀眼，拍照前一天夜里，他和老伴儿来回比划，看这些像章怎么别会更好看。他的左手边立着一张翻拍的老照片。那是1968年的他，身穿解放军军装，身上别满了毛主席像章，就连军帽上都是。     

终生追求周恩来精神的人——忆雕塑家傅天仇

五十年代中期,我参观过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那里展出了不少油画精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雕塑中的一组领袖像。其中有毛主席的塑像,也有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塑像,都是当时的名家之作。陪我一同参观的就是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即我的老朋友傅天仇。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的革命英雄纪念碑的浮雕中就有他的作品,这个展览会上也展出了他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塑的像。我们从头看     

邓小平莫斯科智斗赫鲁晓夫

一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那时,邓小平56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个子小,但是肩宽体阔,精力充沛。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毛主席家中开会议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议估计,这次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们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是试探苏方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认为这两种     

卫恒之死

七、汹涛击岸在山西“文化大革命”的狂滥漩涡中,卫恒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无比信赖顽强地拼搏着。“造反派”频繁的围攻、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把他折腾得憔悴不堪。熟悉他的人,看到他那样子,心情很沉重,为他暗暗掉泪。而丧失良知的“造反派”却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66年11月12日,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山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号召山西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和卫、王、王集团斗争。同一天,“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北京强行占据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设立由他们组织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     

巴塞罗那 一个建筑师营造的致命温柔

没有哪一座城市会与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如此密不可分,巴塞罗那与高迪,像一对梦幻组合,不停地考验着人们的想象力。高迪的建筑像有生命的生物,让人相信他所信仰的神就住在里头。     

信仰支撑的崩坍--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

对于刘师培叛变的原因．人们已经作了不少分析。信仰支撑的崩坍,是导致刘帅培堕落的又一重要原因。这种支撑,既来自理念,也来自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组织、同志,也来自朋友、亲人。理论上的简单比附、随意多变导致了他的民主共和理念的破灭。卷入同盟会的纷争,导致他远离了团体和同志;彼此间的龃龉,导致他与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反目;妻子率先叛变,离他而去。信仰的力量支撑也崩坍了．这一切,最终加速了这个名利欲极旺而又好走极端的青年革命家的堕落。     

王文海 把宣传毛主席放在第一位

纽约有个自由女神,93米,我们要做个毛主席像,130米大山子搞的这些先锋艺术,我老婆看了说,连她都会塑……现在那些大师们都是叫学生做东西,学生做完,他一修改就成为他的作品了。中国出不了大师,大师要亲自做,亲自修改,打磨都应该自己来     

刍议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

天后是粤东地区的民间信仰之一。随着天后信仰的传播和发展,这种信仰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天后化”。(周濯街1999)比如凡天后宫所在地或是码头港口或是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商贸的交易场所。天后信仰不但在粤东沿海的潮汕平原颇有影响,而且在内陆山区的韩江上游主要码     

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原因——以山西洪洞县民间信仰的复兴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种与文化、社会等分离不开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作为社会中、下阶层一种十分复杂的民俗性、宗教性信仰,它一直被视为"迷信"而受到抵制和批判;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是落后的,但它那丰富的文化资源又确有其研究和开发利用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民间信仰又得到了复兴,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各种民间寺庙得以修复或重建,各种民间信仰活动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而对于民间信仰复兴的各种影响因素也值得人们深入探索分析。     

为民请命的李景福

正一李景福是四川荥经人。1957年他16岁,考入四川雅安师范学校。班主任找他谈话:"学校要组织鸣放大会,班上准备让你在大会发言。"当时他很高兴,认为老师给了自己展示的机会。在鸣放会上,面对一千多名师生,他讲了几个问题:一、我认为毛主席有个人崇拜。刚解放时,朱毛并称,四处可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现在只能挂毛主席的画像。原来可喊朱总司令万岁,现在只能喊毛主席万岁。过去宣传中国革     

试论陈天华的反帝思想

陈天华(1875—1905)是辛亥革命前夕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的思想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像邹容的“革命军”一样起了“震聋发瞆”的时代号角的作用,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试图阐明他的反帝思想,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①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敌人,毛主席在“中国     

我的爷爷郑德荣

正我的爷爷——东北师范大学郑德荣教授,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他用近70年的光阴精研中共党史,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立足平凡岗位,作出不凡贡献。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共产党员,更是一名集慈爱与严苛于一身的丈夫、父亲、爷爷。说他慈爱,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牵挂每一位亲人,每当家人遭遇困境,或历经人生重大转折,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像舵手一样为我们指明前行的方向。说他严苛,是因为他要求家人时刻把爱党、爱国放在首位,做一个有追求、有信仰、有原则的人。他就像一枚吸铁石,     

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形态建构

民间信仰是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人们对民间信仰的认知却有不同时代的变化。民间信仰可以定性为一种宗教形态,它既有历史的演变,亦有内在的结构。民间信仰与其他的宗教形态,与民俗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传承或再生产,有着复杂的互动关联。     

“激进派教师”作客中南海

李漱清,是曾对毛主席青少年时代有过影响的“激进派教师”,毛主席多次提到他怀念他,建国后,为重温昔日情谊、叙叙家常,“借此了解乡间情况”,毛主席邀他进京作客。江青抚着老人的手说:“我认您是族上的老伯伯!”李漱清在京的两个月,毛主席见了他 12次,引来了不少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师长、朋友,大家促膝畅谈,其乐无穷……本文作者是李漱清的外孙子,所知甚详,且纠正了不少书刊中失实的“荒唐话”…… 最近几年,在相继刊行的讲毛泽东人际交往和语言艺术的一批书稿里,如《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湘魂──毛泽东的家…     

建国60周年举行活动纪念毛主席

毛新宇建议,今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请国家组织一些纪念毛主席的活动。他还表示,作为红色后代,参政议政是一种责任,他今年主要关注教育问题和卫生改革问题。     

论城隍神信仰的产生与龙神职能的变化

城隍神信仰是我国汉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信仰。这种民间信仰很有来历,龙神职能的变化与它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城隍神即城市的保护神,这是“城隍神”一词的基本涵义。这种民间信仰产生以后,有所衍变和发展。后来,人们不只是把城隍神当作城市的保护神,而是把城隍神当作一般意义上的保护神。在汉族地区,城隍神信仰非常普遍,人们总是把当地城隍庙里所供奉的城隍老爷当作自己的保护神进行崇拜,祈求避邪御凶、吉祥幸福。文献记载保存了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隍神信仰的材料。据宋代赵与时《宾退录》记载：…     

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冀北的女性灵媒与女神信仰

冀北民众的信仰生活基于"神灵的归属"可划分为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两个类型。在信仰动态视角下,通过对冀北女神信仰与女性灵媒的民族志描写及相关史料研究,详细描述了冀北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的流动,这种动态流动表现为"私神—灵媒—群众—公神"之间的互动。私神信仰与公神信仰流动模式显示了一种宗教经验的研究路径,架构起了个人经验与共享文化的联系。     

毛泽东外婆家的“父母官”——刘亚南

土改初期,毛泽东给湘乡县长刘 亚南写了一封信 1950年6月的一天,湘乡县县长刘亚南正在乡下蹲点搞土改, 县委办公室忽然打来电话,说毛主席有信给他,已用挂号寄来,叫他赶快回县里拆阅主席的亲笔信。 刘亚南感到有些惊讶:毛主席身居高位,日理万机,怎么会给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写信呢?况且,我跟主席从不相识从未接触过,他怎么会给我写信呢?莫不是弄错了！不过,有一点刘亚南是清楚的,即他负责的这个县,是毛主席外婆文家的家乡,毛主席小时候在这里生活过,留下许     

毛主席南巡忆长征

1962年6月,我随毛主席出巡南方 专列奔驰在江南的大地上.在杭州至南昌的途中,毛主席把我叫进了公务车厢,他正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见我去了,放下书,挥挥手:“坐坐!”毛主席叫我去谈什么,我心里没有底.但我早就知道毛主席对调走的战士很怀念,是不是要谈这件事情呢?于是我先向毛主席作检讨,我说:“主席,1959年上级要我们一中队的人减少一点,我当时没有请示主席,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我说:“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