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明清州县监狱的牢头

明清州县监狱由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州县长官称为"有狱官"。州县监狱设施简陋,社会治安及诉讼多的州县,往往关押人犯很多,以数量有限制的官、吏、卒等对囚犯实施管理,往往捉襟见肘,乃至力不从心,因此在囚犯中任命牢头协助管理囚犯,是州县监狱管理狱囚的无奈选择。牢头为恶,在明清时期是世人皆知的问题,他们在监狱中恃强凌弱、动用私刑,操其他狱囚生死于股掌之间。也有一些州县官,采取措施制止牢头在狱中对其他囚犯动用私刑,并能将囚犯组织起来,对监狱实施有效管理。不过,明清时期的牢头和私刑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浅谈清代陋规横行的原区

陋规作为清代官员低俸政策的孽生物,伴随着清朝的覆亡,始终不曾根除,虽然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它始终在制度外游离,官员有时对它深恶痛绝,可又不得不依靠维持公私之用,统治者似乎也不能耐他如何．陋规横行于清代官场,而归根结底受害者都是广大百姓,陋规种类之繁多不胜枚举,但陋规的存在却有着众多原因,清代低俸制度和统治者对陋规的态度是造成陋规泛滥的两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人”政府的州县官,没有州县的财政收入。只靠个人俸禄,维持一个县的运转,而其俸禄仅为几十两;清代从康熙到末年对陋规的态度宽严不一,也并没有从根源解决这问题,造成陋规成为清代官场不成文的制度,危害清代官场风气,甚至对清代的灭亡有加速作用。     

私雇代役——宋代基层社会与朝廷役制的对话

宋代前期,民户为逃避职役重难,采取私自雇人代应州县役之法,朝廷对此屡禁不止。熙丰行雇役法后,以往的私雇代役人转换成为官雇役人,人数与专业性都得到发展。元祐时期朝廷试图恢复职役轮差之法,但承认私雇代役,于是州县役的代役人通过转换官雇、私雇,长期留于州县,渐与胥吏混同,使得衙前与州县役不再成为乡户之困,而乡役给民户带来的负担却随之突显,私雇代役现象遂有下移至乡役之势。至南宋时期,乡役雇值全被挪用,朝廷亦无法禁绝民户私下雇人代应保甲乡役,私雇代役由此成为南宋民户应对职役困苦的另一途径,且向义役渗透,这成为南宋官府安排职役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成为后代职役雇役化的经验来源。     

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州县私名贴书为编制外招募的狱吏,与所谓的正名吏人不同。由于任职的稳定性和狱讼业务知识的常年积累,这一群体逐渐趋于世袭化、专业化。他们在地方司法审判过程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出现于南宋后期。他们因为民众司法诉讼的需求而存在,但又受到政府的无情打压,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私名贴书和讼师具有同一性,很容易互换角色。他们游走于官民之间,既有坑害民众的一面,又有维持社会秩序的一面。这些法律人在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构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对后世法律生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明清时期刑名幕友和讼师最初的历史源头。     

清代的上访

正如果从"三代"算起,中国古代政治堪称早熟,很早就设有各种"直诉"制度。也就是说,有案情重大、冤抑莫伸者,可越过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直接向最高统治者陈诉。作为一种让底层民众伸冤诉苦的司法救济制度,直诉制度源于周朝,隋唐时代臻于完善,明清时代发展到巅峰,最后终结于清朝"京控"。清朝将上访分为上控、京控和叩阍。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上控是对地方衙门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

在明代,基本上各府州县都编有地方志,而与州县民政系统并列为明代两大管理系统的卫所则较罕见志书编纂,因此其信息多保留于州县志书中。方志如何记载卫所信息不仅是修志体例问题,还折射出明代军政、民政系统间的关系变化,是民政系统官员的一种政治表达。纵观现存明代府志对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例设置,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地方志对于武官群体的记载、如何记载则因地而异,详略不一;嘉靖朝以降,逐渐有新的地方志补充卫所武官群体相关信息,更为完备。这一转变与明中后期的局势变化、地方志纂修者希望借此激励武官,以保障地方安全有关,是明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地方文武官员、卫所与州县间的关系和地位转换的体现。     

两宋代役人论析

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在公门之人,甚至是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和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代役人竞合的过程中,逐渐承认其作用。至晚到南宋早期,代役人已经从北宋初期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明清州县的监狱

明清州县按照典章制度设置监狱 ,而在实际上还存在典章制度规定之外的非正规监狱。对非正规的监狱 ,朝廷虽然明令禁止 ,但因为在司法审判程序上 ,地方官有羁押人犯干证的权力 ,并由此形成监、羁铺、差馆等三级牢狱体系。州县对三级牢狱及牢狱的管理人员 ,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但无论是在制度上 ,还是在人为上都存在着百禁不止、弊窦丛滋的现象 ,而在贡媚营私、上下固结的政治关系网的作用下 ,制度就成为了具文。     

清代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的形成及其形态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于政治改革与驻防体系的背景中产生,在试办预备立宪时迅速增置,并逐渐形成“府县平级”的内部秩序。在其作用下,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三十三年之前的划分多依山川形便的驻防区界为框架进行,之后划定与调整则相对自如。至于吉林西部省级边界,其变动既与土地开发程度关系密切,也与其间边地性质的转化有关。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发展至宣统三年时,无论省内边界还是省级边界,从形态上看均以自然地物为主,间以官设地物;但在相对新设的非驻防区界省内边界中,以聚落为标志划定者逐渐普遍。     

明清宫廷绘画与宫廷画家——天津博物馆明清宫廷绘画展

明清宫廷绘画与宋元院体画风格体系一脉相承,作品多工整细致,注重写实并带有皇家的雍容华贵之气。宫廷绘画是一种与封建皇权体制息息相关的特殊的艺术形式。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中,代表意识形态的宫廷绘画艺术更多地被赋予了树立主流美学典范、弘扬封建正统思想,传达统治者政治意图的职能。宫廷绘画的创作受到诸多限制,宫廷画家一般要遵守作画前绘制稿本,待皇帝批准后再“照样准画”的绘画制度等,这些都导致了宫廷绘画整体风格的谨严性和统一性。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     

明清以来虞山绘画流变考

元代画坛大家黄公望的山水画风及精神修为深受明清江南士人的推崇,明清两朝的虞山绘画也深受其影响。但自黄公望之后,明代虞山再无大家出现。而有清一朝,以王时敏、王翚为首的画坛因崇尚摹古画风而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加之在社会风气影响下,文人情怀也由淡泊转向趋利,这些都导致虞山画派日趋没落。     

明清时期河南省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

明清时期河南省油料作物主要有花生和芝麻两种,花生明中期传入中国,清代在河南广泛种植。芝麻汉代从西域传入,明清时期在河南广为分布。这两者今日在河南省的经济作物种植中仍占重要地位。染料作物中蓝草和红花均为传统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从明至清,种植之风方兴未艾。两者在清末均由于受到外来染料的冲击而中落,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嗜食作物中的罂粟,清咸丰年间开始在河南省广泛栽种,后因国人的抗议,在民国年间禁种。烟草和茶叶的种植不惟明清时期就有一定的规模,且一直持续发展,为今日河南省以许昌为中心的烤烟基地和以信阳为中心的茶叶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海岛开发模式研究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地区很多居民以不同方式纷纷移居和开发中国近海海岛,使中国近海海岛的开发由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开始向以渔业、农业、海上走私贸易等为主的多样并举的开发模式转变。本文对明清时期海岛的开发模式进行了探讨,并就海岛开发模式的差异性及原因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中国明清城墙申遗背景下的城市精神重塑

2010年11月,南京、西安、荆州、兴城以及临海、大同六座城市的代表在南京召开了古城墙科学保护第二次学术论坛。参会代表均为各地城墙保护最前沿的管理者,     

元明清北京的能源供应及其生态效应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以后,城市能源中的木柴、木炭主要来源于周边地区的森林。林木的过度砍伐,对太行山北段、燕山南麓山区造成了显著的生态破坏,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煤炭在能源构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采煤对西山一带的地表形态、植被覆盖、河流水源等所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忽视。文献和碑刻资料,证实了北京能源供应的发展过程及其连带的生态效应。     

明清徽州祁门善和程氏宗族结构研究

宗族结构是徽州宗族研究的重要问题。祁门善和程氏是明清徽州望族之一,在徽州宗族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谱系结构、权力结构、祭祀结构、财产结构、社团结构五个视角研究祁门善和程氏的宗族结构,藉以反映明清徽州宗族结构的风貌和特点。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明清期间景德镇祭红釉的化学组成对比研究及其科技意义

为了进一步讨论明清两代祭红釉的发展沿革,用探针型能量色散X荧光光谱技术测定了10片明永乐祭红釉和胎的化学组成,并结合已发表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明清期间祭红釉和胎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明代（永乐-宣德—万历）的祭红釉相比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R2O＋RO（wt％）平均值约低20％,RO／R2O（mol/mol）平均值约低45％,RO2／R2O2,（mol/mol）平均值约高34％。明代永乐和宣德的祭红釉胎式分布RO：（m01）值均大于5．8,而清代样品均小于5．4。明清两代祭红釉化学组成的突然变化（shift）,可能暗示明代的制釉工艺在清代已经失传,而在清代则白行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