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1921年底,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他们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利的实际情形。余日章、蒋梦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形成及其含义述论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一词的提出,既是中国人民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寻求自强独立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日本的影响,将本意为国家外交的＂national diplomacy＂译为＂国民外交＂。中国的＂国民外交＂概念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人民主权思想应用于外交领域,含有视外交为国民的外交,政府应尊重民意办理外交的意思;二是指国民可通过国会参与外交,以舆论监督外交,将自己的意志反映贯彻于外交事务;三是通过国际民间交往增进友谊,进而改善邦交,促进世界和平。虽然今天的＂国民外交＂概念主要是从国际民间交往的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但不容忽视其原来政府外交须尊重民意,而国民有权监督政府外交的含义所具有的现实借鉴作用。     

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纪事

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中国国内自发涌现了许多国民外交团体,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即为其中之一。该会通过举行集会、发表通电等方式宣传国民外交主张,联合全国公私各团体在上海发起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国民外交协会”的三件档案形成时间考

国民外交协会是巴黎和会期间在北京成立的一个由各民间团体组成的全国性的国民外交组织。对外,它以中国国民的名义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发表外交主张;对内,又以国民外交实际领导者的身份发表通电、组织演讲、提出外交目标,号召一致对外。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拒签对德和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心怀天下 进退皆忧——从科举制度的变化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剧烈变动,一个新兴的士阶层逐渐崛起,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的影响广泛,大至国家前途以及国际形势,小至个人成功和战争胜负,成为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无可非议的,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传承创新自始至终都是以士为中心的。其中,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关心的重中之重——军事。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剧烈变动,一个新兴的士阶层逐渐崛起,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的影响广泛,大至国家前途以及国际形势,小至个人成功和战争胜负,成为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无可非议的,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社会各个领域的传承创新自始至终都是以士为中心的。其中,也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关心的重中之重——军事。     

王昆仑与战前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大核心CSSCI

1933年春,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王昆仑,在南京秘密创办"读书会",为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培养领导力量,并于当年春夏之交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开始,王昆仑积极推动南京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1935年11月王昆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更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在台前幕后相继谋划和推动了南京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而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曲折中艰难前行——辛亥后社会长期动乱的困惑与思考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长期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战争频仍、社会动乱的现实。让人们对革命的成果和意义感到困惑。然而纵观英、法、关、日诸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元一例外都经历过曲折与反复。中国的政治近代化进程亦然。政治近代化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有一个起点、开端,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前进。中国的民主革命,从辛亥算起,到1949年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为时近40年,这较之荚、法、美、目政治近代化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所经历的时间,并不为过。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起点和开端,没有辛玄革命,就没有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士绅阶层出现分化,促使了新派士绅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文化事业、创办近代企业、倡导立宪及地方自治,为自己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辛亥革命中,士绅阶层赞成共和,依附革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和各地政权的建立。清末士绅阶层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胜利、失败及民初政治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左右清末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

196 9年“5·1 3事件”后 ,马来西亚原来的巫统、马华公会、印度国大党三党执政联盟被以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所取代。国民阵线的组成 ,改变华人政治力量的布局 ,即由原来执政的马华公会对若干华人反对党变成民主行动党一个反对党与几个华人执政党的对峙。这种局势一直沿续到现在。但更多华人政党加入执政阵营 ,并没有提高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反而使华人社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     

抗战时期旅日闽侨生存状况探析

从战争对平民伤害的角度来认识战争的本质,有助于理解国际间友好关系对于平民百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抗战时期,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旅日闽侨,因其“敌对国民”身份顿然成为特殊的群体,陷入极端困境,其生命、财产难以保全,身心遭受了双重伤害。他们传统的“一家两地”的生存模式因为战争而被扭曲、中断,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本文运用日本警保局编撰的《外事月报》记载的战时旅日闽侨真实生活的若干史料,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考察战时旅日闽侨的生存状况,分析其特定条件下的行为与心态,从而为相关的华侨研究提供一些资讯。     

The Struggle Continues? The Spectre of Liberation,Memory Politics and ‘War Veterans’ in Namibia

Memory politics continues to define the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of post‐colonial Namibia.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untry's recent political history are used to contest and legitimize cur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se issues as they appear in the negotiation of recognition and benefits between ex‐combatants and state and ruling party actors. A dominant narrativ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ruling party Swapo, casts Swapo ex‐combatants as heroes. This has propelled recurrent ex‐combatant demands to the forefront and relegated those who fought on the South African side to a secondary category of ex‐combatant ‘re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frame constrains ex‐combatant remembrance, pushing aside contentious memories that might lead to a more 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lthough telling a story of the emergence of a unified nation, the liberation narrative actually is an example of a far more exclusionary form of nationalism that uses the vocabulary of national belonging to make distinctions between citizens, and thus justifies practice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ts strength lies in its ability to link current material politics with emotionally compelling narratives of identity.     

军国民教育会与同盟会的成立

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由爱国而革命,在运动中所形成的军国民教育会,是我国知识界革命团体的先行.它的运动员回国组织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同时创导暗杀朝廷官员,对社会造成巨大震动.1905年在东京,主动与孙中山合作,组织中国同盟会,是我国近代革命的里程碑.     

东北地下抗日斗争述论

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期间,大小不等的地下抗日组织在东北各大中小城市的秘密战线进行抗日斗争。大体可分为四个系统：共产党地下抗日组织、国民党地下抗日组织、无党派地下抗日组织、以无党派人士为主而各党派人士参加其中的地下抗日组织。上述地下抗日组织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其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则不尽相同,有侧重情报的,有侧重支援配合抗日武装部队的,有侧重抗日宣传和积蓄力量、潜伏待机的,有组织、发展实力,准备武装抗日的,有专事某项活动的,有各项工作兼做的。他们在危险的环境中,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不屈不挠,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东北地下抗日人员虽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持有不尽相同的政治信仰,在如何进行抗日地下斗争方面的见解、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大敌当前,他们有着同样的战斗任务——抗日救国,怀着同样的爱国心,因此,在关键时刻和生死关头,相互救助,手足情深。     

地缘政治关系简析

本文从地缘政治学分析国际政治大国与全球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质,即地理位置、综合国力和战略利益在地域政治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制约和影响,及变化规律.     

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变迁及其东亚强国地位的确立

近代以来,日本首先从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定位上实现了对中国的价值自立,随后在外交实践上争得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对欧美实地考察后逐渐确立起对中国的优越意识,并在对中国试探性的侵略战争中将这种优越意识固定化。依凭其在亚洲独一无二的近代化成果,日本将其近代中国观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两国近千年来的强弱态势由此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日本的东亚强国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以君临的姿态把中国纳入其扩张视野。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