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阳燧的几个问题

阳燧,就是中国古代人类对日聚光的青铜用具,又称“燧”、“夫遂”、“火遂”、“火镜”等,这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1)。从现代几何光学理论来解释,阳燧就是一种青铜凹面反射镜。凹面反射镜具有聚光性,所以,阳燧可以在太阳光下聚日光取火。阳燧取火的过程,实际上是能量转换的过程,即光能转换成了热能。阳燧是古代中国人类有意识利用太阳能的最早工具。     

三星堆一、二号坑几个问题的研究

1986年7至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金、铜、玉、石、陶器及数十枚大象门齿和数千枚海贝。其中有许多遗物属国内商代考古史中首次发现,如高大的青铜人立像、青铜人头像、头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像,眼球突出的半神半人青铜“面具”,上身裸体双膝下跪的顶尊铜人,手拿“牙璋”做跪拜状的小型青铜人、枝叶繁茂,上聚各种飞禽走兽和神话传说中人物的青铜树。以及各种玉璋和背面被磨制过的海     

神树、金杖、筇与蜀文化

蜀地广汉的“三星堆遗址”近年相继发掘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树”,引起了考古、历史、文化人类学界的注目。我们所见到的青铜树高约四米,树下有一圆盘形的底座,座的三方各跪有一小青铜人。树杆挺直,外形似竹而间隔有“节”。上分桠杈,枝条弯曲,枝上缀有花、果实,其间又充斥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

<正> 北方式青铜饰牌主要是指发现在我国北方长城内外铸有动物纹的青铜饰牌而言。由于最早发现于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河套地区附近,所以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动物纹在国外称之为“野兽纹”。具有动物纹和动物立体造型的青铜器,其出现时间很早,至少在商代中期以前就把动物立体造型运用在武器之上了。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一直延续到西汉或更晚的时间。青铜短剑、刀子、马具、带具、饰牌等,都包含在这一类器物中。就北方式青铜器整体而言,青铜短剑、青铜刀子和动物纹饰牌,是北方式青铜器构成的三要素。而青铜饰牌则是这三个要素之一。     

雅安市博物馆藏西汉御兽青铜人像考

四川省芦山县博物馆1974年征集到一件西汉时期的御兽青铜人像,现藏雅安市博物馆。有学者根据其铜人纵目特征认为其为杜宇氏蜀部族后裔斯榆人为其先祖蚕丛所造之像。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图像资料,可重新判定该造像的御兽铜人为巫觋,所御四兽为翼虎,其主题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常见的“巫师御虎蹻”。通过对比江苏盱眙和湖南永州鹞子岭出土的两件汉代青铜博山炉,基本可以确认该御兽青铜人像原来为青铜博山炉的柄座部分。     

青铜文物锈蚀机理及有害锈转化剂研究

为保护好出土青铜物,防止“青铜病”蔓延,必须除去有害锈,为此作了青铜器锈蚀机理的模拟性验证实验。依据电化学原理,经6次配方筛选和多次工艺条件试验,研制出能将青铜器中有害锈转化为无害锈的转化剂,它可特有害锈中的CT转化成Cl2、Cu^ 转化为Cu^2 和Cu,从而制止“青铜病”的蔓延。用此方法对青铜物进行保护,在大气中存放7年,至今保护完好,无锈点。     

广汉商代纵目青铜面像研究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商代祭祀坑中发现了一批青铜人像。其中三尊造型奇特的“纵目”青铜人面像(MⅠ、MⅡ、MⅢ)尤为突出。三尊青铜人面像的特点有三。(一)形制较大,并非戴在真人脸上类似“摊戏”的面具。其中MⅠ耳宽138.2厘米,像高67厘米。MⅡ、MⅢ比MⅠ略小一些。(二)MⅠ、     

青铜器锈蚀结构组成及形态的比较研究

采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镜(SEM)、X射线电子能谱(EDS)和金相显微镜(OM)等方法,分析比较了染有“粉状锈”与未染“粉状锈”的典型青铜残片的锈蚀产物的矿物组成、腐蚀层分层结构及金相组织。结果发现,未染有“粉状锈”的青铜样品腐蚀层一般分为二层,外层是二价铜化合物,合金组织中未见α (α δ)组织,锈蚀产物中不含碱式氯化铜;而染有“粉状锈”的青铜样品都含有碱式氯化铜,其断面腐蚀层分三至四层,且每层锈体的结构和元素组成各不相同,在靠近合金基体层的锈层中发现了大量的CuCl存在。结果表明,青铜文物表面锈蚀覆盖层的致密性、空气中的湿度及锈层中CuCl层状分布的存在,是青铜器表面“粉状锈”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滇国青铜农具概说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世纪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主要分布于云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古“滇”化,以其别具一格及鲜明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和精湛的铸造工艺称于世。滇化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兵器、扣饰、贮贝器…,其中大量青铜农具的存在是其青铜化中一大地方特色,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青铜化体系。     

青海“史前”的铜铃

青海“史前”的铜铃刘宝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铜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考古发掘中根据其用途可以分为銮铃、执铃、饰铃等几种。青海“史前”的铜铃实际上是指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铃,其中也包括所谓“唐汪类型”的墓葬（...     

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

爵是夏、商和西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爵柱的功能为何是许多青铜器研究者和鉴赏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本文根据对史前陶鬶的研究,认为爵、斝皆源于陶鬶,青铜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鬶”的流根处的“鸡冠形装饰”的演化,代表了“鸟冠”的意义。     

中国青铜器的起源

一、中国古代文献中的青铜器古代中国文献认为,中国当然从历史一开始就使用青铜器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便懂得青铜器的使用。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枚之金,铸九鼎。”古人把青铜称作“金”,而不是“青铜。”     

不稳定青铜器的处理方法

“青铜病”的稳定问题对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还是一个挑战。文献报道了不少的处理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及不足之处。本文对“青铜病”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考察,主要讨论了化学封护法的应用及其未来的研究方向。     

天马行空踏飞燕

于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下的东汉墓中出土的青铜雕塑“马踏飞燕”(又称“铜奔马”或“踏燕飞马”)被尊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四海盛赞铜奔马,五洲争说金玉衣”。可见“马踏飞燕”这件稀世珍宝已经矫如神龙,驰骋存世界的艺术殿堂,它是华夏子孙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件高34.5厘米,长45厘米,宽10.1厘米的青铜马是中国青铜艺术的最高典范。它缘何具有如此神奇的魅力?让我们走进历史去惊叹它所享有的殊荣吧。     

中国的权力之“鼎”

鼎是一种青铜炊具,一般鼎越大排场越大,鼎多同样排场也不小,禹铸九鼎,据说铸鼎所用之青铜,来自“九州之牧”。于是,“九鼎”便象征着“九州”,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时,一直被奉为传国之宝。当楚庄王问王孙满九鼎究竟有多重时,     

绍兴漓渚出土青铜鸠杖源流考

本文博引文献及考古材料考证说明：浙江绍兴漓渚出土的青铜鸠杖是春秋后期徐国灭亡后，徐夷的一支迁徙至绍兴会稽一带定居后所留下的遗物。“鸠”是徐夷所崇拜的图腾，在这一带出土的徐器中的青铜屋模型之顶上所立的大尾鸠也可以说明。此青铜鸠杖当为徐移民中巫师之流作法时用的神器。会稽山一带关于大禹和涂山氏的传说，也是徐移民山岳崇拜附会祖先传说积淀形成的。     

三星堆遗址青铜“纵目”人面象研究——兼和范小平同志商榷

广汉县三星堆遗址,是目前四川省境内发现的时代较早、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遗址。遗址内两个祭祀坑出土了众多的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文物,为研究古蜀人的历史、冶金技术、宗教和社会性质等提供了丰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在两个祭祀坑中发现了很多青铜人面像,但“纵目”的青铜人面像仅见于二号祭祀坑。在发掘简报中,原作者称为A型人面像,其特点是眼睛向外突出。这类造型神奇的青铜人面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不少同志对它作了一些研究考释,基本上都将它和古蜀人传说中的“纵目”称王的蚕丝联系起来。本文也拟对这类“纵目”的青铜人面像的性质谈一些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大家。     

南方有虎 在水一方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伏鸟双尾青铜虎

<正>近两年,三星堆遗址持续“上新”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与热议,青铜扭头跪坐人像、青铜神坛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文物,令人对3000多年前盛极一时的古蜀文明产生无限遐想。当我们把视线放远,会发现与古蜀文明大体同时的赣江流域,亦存在一个强盛的方国,综合该地历年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有学者考证其为“虎方”。体形巨大的圆雕伏鸟双尾青铜虎,散发着烈烈虎威,成为揭示方国密码的关键证据。     

随州出土一件西周青铜镈钟

一向被誉为“青铜王国”的湖北省随州市,近日又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镈钟。1995年11月24日,随州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博物馆员黄建勋,向有关方面介绍了这件珍宝的情况和发现经过。这件青铜镈钟形体完好,通高29厘米,重3400克。钟体饰纹粗矿拙朴,主饰图案为凤鸟及鹿类动物,钟体两侧及钟的钲部都饰有布局匀称的几何图形。钟口为圆弧流线型,造型圆润。随州市文物工作队王世振、黄建勋两位博物馆员称：根据该钟的形制和纹饰风格,可以判断其为西周中期的制品,其制造时间比驰誉海内外的随州擂鼓墩曾侯乙编钟要早300年以上。与这件青铜…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文化意识与艺术特征

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是蜀地先民创造的一件举世瞩目的艺术品。本文通过对其主要特殊部位“变异”形式的探析,揭示蜀地当时社会结构下的王权(专制)思想内涵和天人合一的审美意识。 一、青铜立人像特殊部位的思想内涵 青铜立人像,在三星堆出土的五十四个人头像、大小面具二十多具中,是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从外形特征上看,很明显,它已失去了原始艺术无人为规(竹车巳)“变异”的自然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