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庄浪县志》初步研究

清《庄浪县志》修成于乾隆三十四年,邵陆纂修。《庄浪县志卷十四·职官》所载：“邵陆,浙江宁波府瑾县举人。二十二年任。二十四年旱荒,请帐恤并请截陕粮五千石以济之二十五年军需。息年谷登,告养回籍。三十二年仍补原任。三十三年承修城垣,新筑南壅城,改门向东。三十四年推升四川宁远府会理州知州。公莅庄两任,勤政爱民,鼓励学校,纂修县志,至今士民感戴不忘。”     

张汉碑刻略述

有清一代,著力保护洛阳古迹者,当属雍正初河南知府张汉。清乾隆《洛阳县志》、《河南府志》、嘉庆《洛阳县志》,皆列张汉为“名宦”、“循吏”。     

孔子博物馆藏木工册鼎

一著录木工册鼎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颁赐孔庙之后多有著录,较早的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曲阜县志》、嘉庆九年(1804)《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及道光四年(1824)《金石索》。其中乾隆本《曲阜县志》对乾隆帝颁赐"商周十供"有较详细的描述:乾隆三十六年,皇上临幸释奠,特降圣谕:前岁修葺太学告成,因念阙里庙堂设有牺象诸尊,爰择镌藏周范铜鼎、尊等十事陈之大成殿,用备礼器。兹临幸曲阜,祗谒先师,阅视所列各器不过后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古。     

郑开极、谢道承、沈廷芳、陈寿祺与《福建通志》

清代历时268年,共编有四部《福建通志》,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郑开极所纂的64卷;乾隆二年（1737年）谢道承所纂的83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沈廷芳主纂的92卷;道光九年（1829年）陈寿祺所纂的278卷。这四部志书编者,除沈廷芳系浙江人外．其余三位均为福州人。因民国陈衍所纂《福建通志&;#183;列传》对他们介绍多语焉不详．且有失实之处。今就所知,特撰此文,以供同人参考。     

去职留犊新说

《三国志&;#183;魏书&;#183;常林传》附载时苗去职留犊激然之事。读此文,令人深思。     

严格标准 精益求精——《巴中县志末编》审验总结会上的讲话

《巴中县志&;#183;末编》经过修志和审验人员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巴中县志&;#183;末编》基本遵循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达到“存史、资政、教化”的目的和要求。二是《巴中县志&;#183;末编》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志稿政治思想正确,基本体例结构合理,文字表述较为清晰,具有较强时代特征。三是通过本次认真审验,基本找准了症结,提高该书质量大有希望。     

中心与边缘:清代宁夏进士梁栋主修旧志考述

文学研究不能忽视作为边缘研究材料的旧志。清代宁夏进士梁栋之字相关文献记载不一,考之旧志,“飞虹”“南浦”皆为梁栋之字。梁栋所修《[乾隆]含山县志》有乾隆十三年（1748）刻本传世,以纲目体行文,重视艺文,质量较为上乘;《[乾隆]新化县志》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传世,以平目体行文,重视人物,质量亦甚佳。观此二部旧志之编修及内容,可为旧志编修缘起、体例设置、内容变化等提供一些参考。     

乾隆《萍乡县志》研究

乾隆《萍乡县志》纂修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凡12卷,是清代萍乡第二部县志。纂修者胥绳武既是地方官也是藏书家,致力于方志纂修。在体例方面,受到乾隆时代方志学肇兴和考据之风影响,标明文献来源,注重源流考证。在内容上,增补康熙《萍乡县志》的阙略,扩大文献搜集范围,增加诗文的收录,并在地方名胜的考证,以及风俗考察方面有突出特色。     

勤政爱民的州官罗文思

商州历史上,做州官的为数不少,但以勤政爱民论,则首推罗思。罗思,字睿,号勉夫,四川省合江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清乾隆三年(1738)乡试中以优异成绩荣登榜首,后为进士。皇帝念其才学出众,于乾隆十年(1745),特下旨提为知县,派往陕西赴任。历任商南、白河、洛南、蒲城知县,后擢升为商州直隶州知州。     

读《说文》札记一则

读《说文》札记一则李守奎“串”字不见于《说文》，但《说文·心部》有一“患”字：患，忧也。从心，从上贯□□，□□亦声。古文从省。……《说文》对患字字形的分析颇为费解。后之学者多已看出其中破绽，或谓之“亦近于望文为义”①或谓之“乃浅人所改窜”②。然大...     

北川小坝元代至元石刻题记考略

四川西北部绵阳市所辖北川县的小坝羌族乡境内,近年发现元代至元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摩岩石刻题记一方,(图)记录了当时地方政府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一次盟誓,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此石刻题记在清乾隆三十三年修《石泉县志》,道光十年修《石泉县志》及民国二十一年修的《北川县志》均未注录。北川县     

[同治]《即墨县志》中的《聊斋志异》佚文

成书于同治11年(1872)的《即墨县志》,是在明万历版、清乾隆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其《杂稽志》之《拾遗篇》有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文一则,无标题,全文如下:     

博白旧县志所载诗文亦云杨玉环是容县人

博白旧县志所载诗文亦云杨玉环是容县人梁丰《文史春秋》１９９４年第２期,载有周宏先生《杨贵妃是广西容县人》一文,文章第三节列举持杨玉环是容县人观点的古籍共１３种之多。广西博白旧县志（现存世有乾隆何叙轩续编抄本与道光十二年任士谦县令主持续编的刊刻本）的艺...     

对《十九世纪贵州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龢》的两点补正

读《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和》(以下简称《夏同和》)一文,觉得有两个疑问,特述如下: 一、夏同和中戊戌科状元,不是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秋。《夏同和》一文开头认定,夏同和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秋,中戊戌科状元”的。查有清科目取士,“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修”会试中式者,皇帝亲策于廷曰殿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清史稿·选举志》)又《辞海》“礼部试”谓:“明清会试都在春季举行,故亦称     

增城现存六部《增城县志》简介

第一届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期间,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已找回明嘉靖十七年l1538)《增城县志》,清康熙二十五年（1638)《增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l1754)《增城县志》、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城县志》及清宣统《增城县志》（民国10年版)。加上新编出版的《增城县志》,目前我市已拥有6部《增城县志》。另外,还有2部未公开出版的油印本。一部是建国十周年版的《增城县志》,另一部是陈冠中主编的《增城县志》（1911-1949）。     

增城建县始于何时？

1988年8月,我参加《增城县志》编修,承担撰写卷一《建置,区划》的任务。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增城建县始于何时？增城人一般都说,县建于后汉建安6年;我在编写《增城地理》时,也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个说法。但编写县志是重大的事。“建置沿革。所系非轻”,应当把这个史实考究清楚。我翻阅几个版本的增城县旧志,发觉从乾隆时期的县志记载是：“旧志俱言县始于建安六年,不知何据。俟再考。”     

于光远眼中的田家英与陈伯达

中共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前辈在看了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旋即写了《&;lt;田家英的最后岁月&;gt;读后》。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说开来。     

关于《赵志集》产生时代补说

《文献》杂志今年第一期刊发了我几年前写的《再议&;lt;赵志集&;gt;》一文。原文原分三节,为一：关于《赵志集》的校录．二、关于《赵志集》诸诗的作者;三、《赵志集》作品产生于初唐补说,或许是因为版面原因．第三节在发表时被删去了。我觉得删去这一节．文章就不完整了．因为前面也已提到“作品的时代归属”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赵志集》的研究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学者也有不同的意见,这里借《古籍研究》一角将这一节发表出来。以与对这个问题尚有兴趣的同道切磋。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雍正年间无清官”解

王氏《东华录》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有注云:“人之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初读颇费解。康熙年间吏治不如雍正年间,后人多有议论。清世宗整饬官方,严惩贪墨,裁革陋规,又何以“雍正年间无清官”?后来读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很受启发。 康熙年间,学者陆陇其知嘉定县,时人称他“洁己爱民。去官日,唯图书数卷及其妻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