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遗址 坚持前行和再回首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大遗址保护规划:对象、使命和内容框架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系统统筹大遗址保护的综合性管理手段和政策纲领,具有系统整体性、综合协调性、战略引导性、控制约束性等特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对象是大遗址系统及其保护、利用、管理与发展等使用方式,决定了保护规划的愿景目标、架构体系及统筹协调的内容和行动计划。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基本理路是以物为基础、以人为中心,以保证大遗址安全为底线,以重塑大遗址空间保护格局、优化大遗址使用方式、推动大遗址资源资产保值增值为使命任务,通过科学合理的遗址资源配置和空间优化,实现大遗址资源与人、自然资源及其他人文资源的共融共生,大遗址保护利益与区域发展利益的和谐统一。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有关中国大遗址的若干思考

本文主要结合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实践,分别对大遗址的概念、大遗址与考古发掘的关系、大遗址的研究、大遗址的保护及展示利用等问题进行了若干思考。     

大遗址保护规划区划的划定分析研究——以广东大遗址为例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工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正确的划定对大遗址的保护尤其重要。以广东部分大遗址的保护规划为例,目前国内大遗址保护还存在许多问题:划定的范围缺乏技术支持;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之间冲突明显;范围划定的实际可操作性不强等。这就需要文物工作者,正确掌握大遗址的区划划定方法,总结出适合各地情况的具体工作思路。     

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的变化与辨析

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历经1957年、1992年、2005年三次公布与调整,其位置由原来的城乡结合部转化为城市建设区,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和"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符合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路,为大遗址保护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城市历史文脉的表达与传承——隋唐洛阳城“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大遗址的价值日益显现。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之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大遗址专项规划名单。“两坊一街”遗址是隋唐洛阳城大遗址的一部分。其保护展示工程以保护遗址本体、展现遗址格局和凸显历史文化为重点,同时兼具城市公园休憩、体验、娱乐、观赏等基本功能。本文以遗址保护展示为主线,以景观设计为辅,以遗址公园为载体,以城市规划为归处,就“两坊一街”规划前后概貌、遗址保护政策、规划原则、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阐述。“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不仅具有保护城市遗产,而且还具有营造城市休憩空间,打造城市生态绿肺,宣传城市历史文化等意义。以洛阳大遗址保护为契机,将“两坊一街”努力打造为兼具遗址保护、生态休闲、体验观光等功能的遗址文旅公园。     

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的可行性方法——以江苏为例

大遗址保护一直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领域中的难题。江苏大遗址众多,文化内涵丰富,目前保存的大遗址均不同程度地遭受着各种因素的威胁,尤其是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由此形成了江苏大遗址保护的地域(东南地区)特色。近年来,江苏通过古城墙、明祖陵、扬州城遗址、青墩遗址等成功的保护实践,及休闲绿地型、城区系列博物馆型等大遗址保护的尝试,探索出法律保护、规划保护、准则保护、过程保护及利用保护等管理和技术并用的可行性方法。该方法也将对东部沿海人多地少、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中国大遗址保护规划与技术创新简析

大遗址保护规划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兴科技门类的一个主要类型,在大遗址保护整体工作中属于关键性环节。目前中国大遗址保护仍面临严峻挑战,需要不断地探讨多学科的技术集成创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近10年在大遗址保护规划体系框架和关键技术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创立了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结构并建立了大遗址现状评估体系,其创建的鸿山模式符合中国资源紧缺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事业。《十一·五国家重要大遗址保护规划纲要》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显著的推进作用,可使我国重大文化资源获得有效保护,为21世纪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作出突出贡献。     

关于城市中心区大遗址保护历程的思考--以郑州商城遗址保护为例

保护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本体,还要保护其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也符合当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潮流。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早期文明史和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结合郑州商城大遗址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对其保护历程、理念创新、模式沿革、工程特点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尊重大遗址保护中的民生要求——以中国东南地区的江苏为例

近年来,尊重民生要求作为大遗址保护的目标与任务,与保护工作实践有机结合,正迈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正确方向。江苏在大遗址保护的实践中,将其与建设遗址公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建设新农村农业园区、发展休闲观光旅游等相结合,探索中国东南地区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和谐之路。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综述

本文试对近年来就大遗址保护管理层级、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规章制度、经费以及其他大遗址管理相关主题展开讨论的学术会议、科研课题及论文进行梳理,以期管窥大遗址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研究现状,为更深入、系统地开展相关研究奠定基础.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浅析大遗址保护问题——以大地湾遗址为例

位于甘肃秦安县境内的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产生、发展以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大地湾遗址的价值、存在问题和保护现状入手,探讨现阶段大遗址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述评

随着国家对"大遗址"保护的高度重视和相关实践的开展,近年来与"大遗址"保护相关的研究激增,成果日丰。主要集中在"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基本概念和理论探讨、文化和社会价值阐释、保护利用思路和实践总结,以及对典型遗址、重点案例的分析研究方面。在广泛搜寻、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就"大遗址"保护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展开述评,提出"过程跟踪"对于推进大遗址保护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重要性。     

台湾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经验及启示——以卑南遗址为例

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完善制度、健全机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等多种方法和手段,在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领域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卑南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在制订保护规划、强化公众遗产保护意识、建立遗址文化公园并重视经营管理与宣传、加强学术研究、积极培养人才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陆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南方潮湿地区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初探——以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为例

长沙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工地考古遗址迁移保护工程是大遗址保护实践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遗址保护与区域经济建设协同发展模式下较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本次迁移保护工程是湖南地区首次遗址类不可移动文物大规模迁移保护,采用"表面加固"、"分段整体切割"、"探铲打孔底板嵌套插入隔断"、"聚氨酯发泡固型"四个步骤,对各类型遗存进行科学、完整的迁移保护,该技术在长沙首次成功运用,解决了潮湿土遗址迁移保护的饱水环境、遗址基层不稳定、安全施工等技术难题。希望为南方潮湿地区遗址、墓葬的整体迁移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的趋势与展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综合运用CiteSpace、VOSviewer等科学知识图谱工具,对以“大遗址保护”为关键词的149篇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实证分析,将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研究划分为“基础保护”“实证探索”“协调发展”三个阶段,并从大遗址保护理论思考、大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西安片区整体性保护、大遗址区域内的协调发展、大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基于此,从大遗址保护理论实践的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辨析思考,并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