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自治与共存:清代川东北南江山区的墓祠——以马氏墓祠为中心的研究

清代川东北南江山区的墓祠群,既具有宗祠文化实体功能和表征意义兼具的一般特质,又在巴山老林的自然生态、移民文化、宗教传播等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马氏墓祠相对保存完整,无论是其空间布局、建筑装饰,抑或族内禁令、族规、四止界畔等石刻铭文,都为探析南江山区的墓祠文化提供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读本。此外,在空间布局上,墓祠、风水塔等链接着多姓杂居、各有分区、合作共存的乡村秩序网络,我们可借由对马氏墓祠的解析,探寻在一个经济落后、自然环境和文化都相对封闭、宗族财力和权势悬殊较小的山区,不同的宗族之间如何实现自治与共存的。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长城保护地方立法:困境、挑战与创新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瑰宝.时至今日,长城却因风雨侵蚀和故意毁坏而遍体鳞伤,面临着留存和保护危机,长城保护工作迫在眉睫.自2006年我国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开始,我国在综合性文物保护立法之外有了针对长城文化遗产的专项法规,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的重要突破.现阶段长城保...     

全球与地方的契合:权力与生产网络的二维治理

企业间关键资源的不均衡引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强势企业得以领导以其为核心的企业网络。由于生产环节的组织和地域上的可分割性,居于权力优势地位的领先公司在全球招募企业组成生产网络。全球购买型领先公司通过外包与地方生产网络建立新的关系拓扑,地方生产网络的治理以全球商品链为纽带,嵌入到以领先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中。全球生产型领先公司跨境投资时无法将生产网络全盘复制,以其为主导的跨界生产网络的治理需要通过各种权力的博奕和管理上的互动来实现。     

变动中的家与地方:一个关联性的研究综述

家与地方的关系是地方性研究中的关键性命题。人本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根植是家的根本属性,批判地理学则从社会建构的角度阐释家与地方的动态关联。在全球化和灾害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结方式不断变动,呈现出异常丰富的多样性。本文从理论脉络入手,对全球化进程中因绅士化引起的家的置换,无家可归与家在他乡,以及离散者的漂移之家等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从灾民自我调适行为和灾后重建计划的实施方面,讨论了灾害影响下家的重构与认同问题。相关学科和国际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将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学对家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机遇。     

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

捐输乡试广额是晚清朝廷为筹集镇压太平军的军饷,解决财源枯竭窘境,保证军需持续供应而出台的新政策。此举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晚清平均每届乡试取中捐输广额179名,增幅达14.3%,不仅抵消了乾隆九年定制各省乡试中额时削减的额数,且使实际乡试中额超过清初制定的清代最高乡试解额标准。同时,它还为清廷筹集军费1.5亿两,占咸同年间军费总支出的1/4。此中透露出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主动放权给地方的一面,而非既有研究强调的中央对地方扩权的被动承认和接受。     

地方叙事与族群想象:陈元光“征蛮”传说研究

陈元光是漳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开漳事迹至今为人传颂。闽南各地普遍奉祀陈元光,关于他的传说也极普遍。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陈元光从普通的将领到儒将及神的身份的叠加过程,而其所平之"蛮"也一步步被具体化为蓝雷畲民。与此同时,文献对畲民的描述也趋于典范化,而这一过程与闽粤赣地域社会转型及人群的重组关系密切。     

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在探讨地方、地方传奇、集体记忆、国家认同等概念的基础上,梳理了西方学者从地理学视角对国家认同的相关研究。用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等方法,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游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地方传奇与游客的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及地方传奇唤起了游客的集体记忆,增强了爱国情感。而这种爱国情感正是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研究尝试把地方传奇(placemyth)作为概念引入记忆地理研究领域,作为对该领域"传奇"(myth)这一概念的拓展,以期对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丰富、文化地理研究的发展有所裨益。     

体同内地与地方调适:清代婼羌地区开发研究

新疆建省以后,随着移民屯垦与矿务日进,旧名卡克里克的婼羌以其联络甘青、沟通南北的交通中转地位,进入区域开发的快车道。目前学术界对晚清婼羌开发的研究,主要从郡县制、官路开辟等自上而下的视角切入,而对移民群体、婼羌当地人群的政策响应研究较为少见。以近代西方游记为基础,结合奏折、文集等汉文资料,对晚清婼羌区域开发进程的研究发现,在水土条件集中于串珠状绿洲的地理背景下,外地移民以卡克里克为据点,农垦活动旋种旋弃,世居当地的罗布居民则迁往米兰绿洲等处,并调整生活习惯。对晚清婼羌区域开发的案例剖析,探析资源紧缺条件下婼羌土著与迁入人群两个群体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与行为调适,可以更为立体地认知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的地方治理与社会反响。     

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基于福建省泰宁县五个乡村社区的实证研究

权力关系主导着社区空间的生产及其利益分配。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引发乡村社区空间的等级秩序发生变化,使乡村社区权力和利益分配出现新的非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旅游开发中政府权力主导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介入方式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丧失旅游空间生产控制权。权力关系影响下的乡村社区与旅游生产的空间关联性、乡村社区的旅游参与性决定着社区居民的旅游利益。本文对福建省泰宁县的五个乡村旅游社区的调查研究证实了以上观点。     

民族旅游地旅游者原真性感知、地方依恋与忠诚度研究——以湖北恩施州为例

感受文化原真性被认为是旅游者到访民族旅游地的主要动机和核心体验。研究从旅游者感知角度出发,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调研地,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了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和目的地忠诚度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和目的地忠诚度均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并通过地方依恋对忠诚度产生间接影响;②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中,地方依赖显著影响地方认同,而文化原真性对地方依赖的直接影响明显大于其对地方认同的直接影响;③地方依恋对目的地忠诚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对忠诚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地方依赖通过地方认同对忠诚度产生间接影响。     

文化遗产地游客满意度、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关系研究——以西塘古镇为例

本文以文化遗产地西塘古镇为研究对象,建立文化遗产地游客满意度、地方依恋与重游意愿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拟合度测评和路径系数分析,用Bootstrap自助法检验地方依恋在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除了景区文化对地方认同没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游客满意度其他5个维度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对重游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景区景点、景区文化、景区餐饮、景区住宿、景区购物和景区环境6个游客满意度维度中,除了景区餐饮和景区购物对重游意愿没有直接影响,其余4个对重游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4)地方依赖分别在景区文化、景区餐饮、景区住宿、景区购物和景区环境5个游客满意度维度中起着中介作用,地方认同分别在景区景点、景区餐饮、景区住宿、景区购物和景区环境5个游客满意度维度中起着中介作用。笔者将根据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为西塘古镇如何提升游客重游意愿、促进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道教传统、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宋明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邹公是汀州四保地区最重要的地方神,至迟元明以来就为当地村落所崇奉,并被当地邹氏视为始祖。文献资料多认定邹公是南宋状元邹应龙,实际这一说法在明代后期邹氏地方精英开始有意识进行收族活动后才出现,与汀州流传的一系列斗法传说有关。这些传说透露出邹公不是状元,而是位神通广大的法师。邹公从法师到状元的身份转换过程,不应简单归结为士大夫文化取代地方文化的过程,而应视为道教、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几种文化传统相互合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