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历史考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历史考证学的关系,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深入考察:其一,二者风格大为不同,而治学宗旨却有相通;其二,从弥足珍贵的学者心声,看唯物史观学派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关联;其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考证的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四,从学术团队优良学风如何形成,看重视历史考证对于推动学科建设的意义。此项研究对于科学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以及对于改进当今史学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

在1949年以前业已取得很大成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做到既发扬广搜史料、互相参证的优良传统,又能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由表及里,探求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演变的趋势,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因而使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们的卓越成就为20世纪中国史学谱写了出色的篇章,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新历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关联——以新中国成立后张政烺的史学研究为中心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张政烺在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唯物史观的指导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深层次探索。在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透视出实事求是的治史风格。张政烺于新中国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折射出新历史考证学派在研究路径上由纯粹的探究史料考证,转为史观指导与史料考证两者并重。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不仅提升了新历史考证学者的理论素养,完善了他们的治史理论与方法,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的时代内涵。     

“新史学”:从思潮到流派——基于比较视野的考察

梁启超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整体、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等为基本要素所粗略建构的"新史学"范式,在"五四"以后并未被新历史考证学终结,而是得到继承、拓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梁启超本人的变化体现在思想资源获取途径以及中西文化态度方面,而非治史范式的转移。与此同时,许多学者沿着相似路径继续探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广泛摄取西方学术养分,实现了新史学理论的二次提升。故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一齐构成中国现代史学的三大干流,且三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群体治史风格述论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在中外史学交融的背景下催生的现代史学研究机构。它于1928年由傅斯年创办,至1948年底迁往台湾。于此20年间,史语所汇聚了众多精于考证的一流学者,俨然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语所学人治史虽各善其长,但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社群,又彰显出共有的风格,即重视发掘新史料以揭示被淹没的史实、在学术实践中蕴涵着"以小见大"的治史旨趣和求通而不锢于断的治史视野。考察史语所学术群体的治学特色,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评价史语所在现代中国学术版图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裨益于重新认识新旧学问在现代中国的转变,以及整个新历史考证学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钱大昕与20世纪历史考证学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是历史学获得重大的发展,包括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以新历史考证学而论,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著名大师和其他一批出色学者。人们都承认,乾嘉历史考证学是20世纪新考证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郭沫若评价王国维的贡献即讲过很有权威性的话,称他“承继了乾嘉学派的遗烈”,“严格地遵守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新史学的开山”。①然而迄今为止,对此却仅只停留在笼统印象的阶段,对于乾嘉历史考证学与20世纪新考证学的关系这一很有理论价…     

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     

20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史学思潮

中国20世纪共经历了四次实证史学思潮：世纪初的“为历史而治历史”思潮,二三十年代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的新历史考证学,80年代初的“回到乾嘉时代”,90年代的“振兴国学”与“南北二陈”。四次实证史学思潮各有其特点和现实针对性,而学科化建设和科学化道路则是贯穿20世纪中国史学始终的两大主题。但是,考据毕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实证史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和学术发展对历史学的要求。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下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得到发展和创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历史研究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     

太平洋史: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与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史研究分支脱颖而出。此后七十余年里,随着学术环境和治史主体的变化演进,太平洋史研究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太平洋作为一个独立治史客体被学术"发现",有关太平洋史的基础范畴和路径假设被提出并探索实践。此后至80年代,受到"去帝国史学模式"倾向的影响,以堪培拉学派为代表的"局内人"主导的"太平洋内的历史"成长为主流,"本体史"视角下的太平洋诸岛史和大洋洲史研究成就斐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海洋史等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对太平洋史研究带来冲击,催生出以"太平洋世界"路径为代表的整体、开放的"太平洋的历史",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模式遭遇严峻挑战。两种路径在并立之中渐显交融之势,太平洋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

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中,陈垣既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变革的影响,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史学。他在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坚持以中华文化为本,揭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中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注意总结中国古代的考史之法,推陈出新,为新史学考证建立范式。他建设民族化史学的成果,影响和鼓舞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本土化发展。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的潮流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的系列思想和方法,其创立的史源学尤为突出。他以近代科学精神指导历史考证,通过缜密精审的考证过程解决大量历史疑案;他在《通鉴胡注表微》中总结考证方法,推动新历史考证学的发展。他在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近现代史学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史学开辟了宗教史、中外交通史、年代学、历史文献学等新的学科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倡导刻苦治学、实事求是、力求创新、谦虚谨慎等优良学风,垂范影响了20世纪几代学人。     

再论世纪末史学反思宗旨和雷戈的历史观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世纪末史学反思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史学反思的目的，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角度来说，是为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史学，刻意去创立什么“新史学”。雷戈先生的历史观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所谓“哲学主义的历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现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其带有神定论色彩的衰退史观，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一、2 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 ,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 ,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 ,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 ,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 ① ;关于后者 ,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 。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 ,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 ,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 ,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     

2007年外国史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2007年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学者们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自觉地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当前的历史现实中来,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其二,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始终是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关注这些重大问题既有利于中国学者参与世界,也有利于我们反思自身,积极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其三,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使当前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关注全球化境况下历史研究的新特点及全球史研究的新动向,对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其四,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日趋全面,跨学科的特点也更加明显,某些分支学科甚至构成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五,在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同时,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也更为丰富,既有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批判吸收。下面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人类历史进程重大理论问题、全球化与全球史研究、历史学分支学科及热点问题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五个方面做出综述。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突出这一点,...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读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要开创史学工作的新局面,把历史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就必须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发展史学工作和坚持唯物史观是一致的。列宁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整个社会科学的关系,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意义,列宁说得十分明确。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指导意义的认识上,实际上     

21世纪史学理论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叶直到70年代末,我国史学界通常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界,历史唯物主义被称为唯物史观。而这种唯物史观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观的精神实质。因此,以过去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曾经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这当然不是完全抹煞这一时期史学的成绩)。20世纪的最后20余年,亦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的重要而具有深远影响的收获之一,便是史学界觉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建设自己的学科理论。我们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划分成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是对客观历史过…     

文史摘

第一个问题是,历史观的进步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而这一进步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即朴素的唯物观点和朴素的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第二阶段是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王锺翰学术研究路径转变析论

王锺翰作为从旧社会进入新中国史坛的学者,其学术路径与风格在新中国成立后自觉不自觉地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他在民国时期逐渐走上考证之路,无论文献研究还是史实研究,都偏重考据。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他学习并开始依据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注重从总体上剖析事物发展的全过程,理论分析比以前增强。他的这一研究路径的转变是终生的,此后他虽然也写作纯考证性的论文,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则是他学术研究的首要原则。其学术路径的转变具有代表性,这对理解和认知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金毓黻先生与辽金史研究

金毓黻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近代史学名家,一生建树颇多,在辽金史研究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该领域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先生早年在"爱乡邦、御外侮"思想指导下涉足辽金史研究,首开宋、辽、金三史兼治之先河。他擅长史料考证,在辽金史研究中博考典籍、严密求证、广搜材料,体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求真的治学态度。金毓黻先生对辽金史料的整理、考订以及对一些相关社会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填补了不少史学空白,更为后来研究者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