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客家数字民俗浅析

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渊源上具有继承与被继承关系。由于翰南客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滞后性,以及赣南原有的土著文化,使得赣南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较又具有诸多特异性。本文试通过对赣南客家的数字民俗的分析,揭示赣南客家祈求吉祥、消除灾祸的种种心理积淀与趋向。     

河源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初探——以和平、龙川为重点分析

一、前言 随着海内外客家研究的不断升温,客家文化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客家文化渊源于古代中原文化。历史上中原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许多中原人经过多次迁徙,辗转到达南方,他们与南方的畲、瑶等其他百越各族经过长期的融合,逐渐形成一支既保留中原文化主流特征,     

南粤客家围与中原文化

聚族围居,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围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而且还凝结了现今仍然存在或已经失落的中原文化。它是中原建筑文化的传承,聚族而居的躯壳,中原古代礼制的化石,儒家思想的体现,佛、道文化的反映,小农经济的基地,滚动发展的宿营,人与自然和谐的杰作。     

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在梅州的整合研究——以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为例

作为汉族民系的客家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客家山歌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客家是一个历史范畴 ,又是一种地域现象。从文化地理学理论考察 ,区域文化的成型取决于主体文化要素的分别成熟。据此 ,确定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的成型期在明末清初。由于历史的原因 ,梅州客家文化与梅州客家山歌具有客家区域文化代表意义。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整合造就了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这在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过程中有充分的体现。中原文化构建了梅州客家山歌的骨架。因此 ,梅州客家山歌的艺术风格、修辞方法、章法结构都留有“十五国风”以及迁徙途经的江南吴音印迹。客家山歌自明末清初始与吴歌分道扬镳 ,佐证了客家民系及其文化成型于明末清初说。土著文化填充了客家山歌的肉体并使其尽显地域个性。因而 ,梅州客家山歌中还大量存在土著民族的歌词、唱名、旋律及修辞方法。从过程来看 ,文化整合导致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也是客家民系长期的区域环境感应的结果。从模式与效应来看 ,梅州客家山歌的形成经历了前期的汉族低势位文化与土著高势位文化的整合、中期汉族与土著等势位文化的整合、后期汉族高势位文化与土著低势位文化的整合的不同模式。属于特殊的高低互位的文化整合模式 ,其效应是互相融合。     

客都、客家民系与文化渊源

一、世界客都的由来 客家民系是在中国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汉民族内一个特别民系。客家人的根在中原,客家文化是中原古文化的延伸和扩展。中国自秦汉以后一千多年间,由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入侵或天灾战祸等原因,中原汉人多次向南迁徙,数量超百万之众。南下汉人形成若干支系,其中进入赣南、闽西、粤东北山区的中原汉人,与古越族后裔畲、瑶等土著居民杂处,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创造出与中原文化相通、又兼具南方特色的文化,称为“客家文化”。这些南迁汉人,操一种浓厚中原古音,并杂夹江淮官话的语言,称为“客家话”,讲这种话者称“客家人”。     

浅谈闽西客家文化

闽西客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和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中原文化的传统。闽西客家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与其创造者和传承者,即闻西客家人的历史演进同步,同时又受闽西客家人生存空间的制约。所以,通行于闽西害家人中的闽西客家文化,在闺西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闽西客家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儒家的从文精神”。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闽西客家文化已经在传统结构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闽西客家文化独具特色,魅力无穷,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不仅数量繁多,形式各样,而且内容丰富。因此,本文将列闽西客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源及其内容进行梳理和描述。     

文化传播与权力控制：从传播学的视野看客家文化特质的形成

近些年来,随着客家源流、社会结构、方言、习俗等基础性研究的顺利进展,学对客家化的化特质这一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日益增多,笔不揣浅陋,曾写过几篇拙,从剖析客家化内部结构入手,运用历史人类学和化分层的相关理论,集中论述了客家化是以中原化为主体并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化特质。本拟在此基础上,运用化传播的理论,从化传播与权力控制的角度,分析中原化在客家化特质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段]     

长汀彭坊刻纸龙灯

受中原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影响．舞龙闹元宵的习俗仍流传至今。在众多的龙灯中,长汀彭坊的刻纸龙灯以悠久的历史、讲究的舞龙仪式、独特的制作技法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享誉海内外．深受各界人士的青睐。     

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白口莲山歌天下仅有

白口莲山歌是聚居在中山五桂山区的客家人用客家白话演唱咸水歌调的民歌,声韵独特,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中山民歌的瑰宝,并成为研究岭南历史和发展的“活化石”。[编者按]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探微

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第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星堆文化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明的起源说。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采用了中原青铜器及陶器的部分形制,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礼仪的影响,因而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族群融合的观点与人类学方法的重视——重读《客家研究导论》之启示

1933年罗香林先生的大作《客家研究导论》问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世人揭示了客家人的民族属性以及其源流、特性和方言、文化教育等文化特征。1980年代以后,客家研究在大陆重新兴起,这一时期的客家研究（特别是客家人的源流属性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罗香林的观点而展开的。很多人都把罗氏观点解读为“客家是中原移民后裔和客家血统的纯正、高贵”、“客家人本是‘汉族嫡派’、‘中原衣冠’;同时认为罗氏的观点形成抑或其研究路径主要源于其对族谱的分析和正史材料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正是导致其研究存在很多缺陷的原因所在。     

民间信仰与客家历史记忆的建构——以宁都县汉帝信仰为例

自从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发表后,客家学成为一门显学,倍受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罗香林先生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认为客家是中原汉民族南迁后在闽粤赣形成的一个民系。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原说”受到了重大挑战。换一个角度而思,房学嘉先生提出的客家形成“本土说”和谢重光先生深化的客家形成“混合说”,显著地丰富了罗香林实际奉行的“中原移民说”。主源于中原移民的客家形成说,在本文关于客家人通过民间信仰建构历史记忆的田野资料,可以管窥一斑。     

客家节庆民俗体育及其文化特征分析

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梅州地区山川秀美物产丰饶,是有名的客家祖籍地和精神家园,千百年的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而节庆民俗体育继承了不仅继承了古代中原汉民风俗风格,也融合了粤东土著文化而具有浓郁的文化特征,本文将对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节庆民俗体育进行分析,既展现了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所蕴含的独有魅力,也为客家文化的回归与保护提出了有效的建议。     

客家传统服饰特色形成的主要动因

在移民精神、文化融合、人文地理环境和造物思想等动因趋势下,客家文化及客家传统服饰特色逐渐形成。我们可以将客家传统服饰特色集中概括为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和源头,融合了客家移民途经地、驻足地、定居地的少数民族和土著特色,历经千年积淀而成,具有广泛的地缘、深厚的文缘和一脉相承的亲缘,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清晰展示汉民系文化由北至南、由内陆向海外传播、发展、壮大的"活化石"。     

神奇的客家民居

客家传统民居．或宛如城堡的土楼．或殿堂及游龙环抱似的围屋,其外观形制、内部布局、建筑方法及居住习俗．皆源于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原传统文化,为世人所称奇。     

粤闽赣边客家文化地域差异与旅游合作

客家人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原人南迁到南方后,逐步形成的独立民系。位于粤、闽、赣边区的梅州、龙岩、赣州是中国客家人最集中的居住区域,在当今发展旅游的热潮中,三地都把客家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旅游产品进行开发。三地的客家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性:(1).客家民居主要表现为外形及功能的差异;(2)因各地自然条件和地域文化不同,客家美食主要表现为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差异;(3)客家山歌具有唱腔特色和歌唱内容的差异;(4)因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影响程度的不同带来客家名人的差异。在发展旅游过程中,粤、闽、赣三地出现了客家文化地位、旅游产品种类和质量的竞争。应避免和减少恶性竞争,珍惜宝贵的客家文化旅游资源,共同培育优秀的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进行广泛的旅游合作;同时,强化各自符合自身地域和发展历史的特色,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特色产品,达到三地旅游持续、健康发展。     

罗香林先生客家研究的贡献与局限

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客家研究奠基之作。它第一次把客家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相联系,并把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系的概念,认为客家族群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支系即“民系”。从而彻底驳斥了某些人对客家人的恶意中伤,澄清了不少人对于客家人是否为独立民族的模糊认识。在研究方法上,罗香林先生开创了把历史文献与方志和族谱等民间文献相结合,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方法。     

浅谈龟兹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基因

中原与龟兹在西汉时期,由于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手工业产品进入了龟兹,促进了龟兹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原文化的渗透与融入,丰富了龟兹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促进了龟兹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帝国边陲政治地理学对客家文化的影响——以福建宁化客家“祖地”建构为例

客家人作为汉族中的一个族群,历史上从中原南下并迁移到海外,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包括着明显的政治地理学的意含,福建宁化“客家祖地”的建构也折射出“华夏秩序”的诸种特点。本文以此为切人点,试图对客家文化以及客家人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文明对话视野下长江流域"蛮夷"文化与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碰撞——以春秋时"吴来征百牢"及吴、鲁国家关系为例

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均在黄河流域。由地缘关系而导致的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吴、越、楚等,在中原史官掌握着话语权的文献记载中均被记为“蛮夷”。对东周时期地处中原的诸侯国与地处长江流域的“蛮夷”国之间的文化交融乃至冲突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地域文化产生早期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互动情况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华夏本体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层次研究。本文分析夏、商时的“五服”和周代时的“九服”,并以春秋时期中原文化的代表性诸侯国——鲁国与“蛮夷”国家的吴国之间的军事、文化冲突为例,论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蛮夷”文化冲突的形式与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