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

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而言,城市空间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文章以南京市典型的城中村江东村为研究对象,对其空间生产的历史性变迁、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制造的新空间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透视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对人群分层和环境的差异性制造,以及对村民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江东村最终被城市强力改造成为了中产阶层社区,代表着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社会的新界限。     

区域合作与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

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是区域合作的强大推动力量和保障机制。积极推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实现区域合作,不仅可以推动行政区内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解决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治理失灵等问题。要推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良好发展必须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完善统一市场和法律,健全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

乡村振兴不能回避资本，然而资本下乡会改变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善用资本以实现乡村善治成为一个难题。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深度剖析资本介入后村庄治理主体的关系转换和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资本介入后乡村善治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市场资本介入乡村重构了空间生产主体，并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空间形态。新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了新社会关系网络，新社会关系网络在市场资本的助推下稳固，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导致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发挥资本的触媒作用；维持政府公正性角色，保持乡村空间正义；明确村民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作为村庄营建的主体；强化集体力量，保持村集体对空间的有效控制权。     

大事件影响下的城市空间演化特征研究——以昆明为例

本文将大事件作为一种植入城市进程中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分析了大事件空间效应的形成机制,认为"大型投资"与"社会动员"是嵌入城市社会空间统一体并推动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内在机制。进而以昆明市为例,界定了昆明世博会的空间影响期,研究了影响期内城市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演化的基本特征。文章认为世博会的植入是上述特征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并从空间投资、社会动员与社会植入的角度建立了昆明世博会与城市空间演化关系的解释框架。     

旅游地生态位的概念、原理及优化策略研究

随着区域旅游开发的进展,一定空间范围的区域开始形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且该系统内各旅游地的"定位"及其内部功能结构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都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空间竞争的态势。文章以研究区域内旅游地的系统空间关系和发展策略为目标,引入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理论,在旅游地生态位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了旅游地生态位的竞争原理和演变规律,并对区域旅游在协调开发过程中应该采取的生态位策略进行了探讨。     

差异分权与多元碎化:大都市边缘地区城镇化空间模式研究——基于武汉市蔡甸区的实证

大都市边缘地区是大都市经济增长与空间拓展的主要地域,也是分权化治理最为复杂的区域。大都市边缘地区往往针对不同主体采取不同模式的分权化来调整其空间治理结构以适应发展需求。本文构建从分权化治理到城镇化空间的逻辑框架,从大都市边缘地区"差异分权"的空间治理格局入手,落脚在"多元碎化"的城镇化空间模式上,进而对从空间治理的"差异分权"到城镇化空间模式的"多元碎化"间的制度逻辑进行了解析,认为差异分权格局是当前大都市区边缘地区城镇化空间模式多元碎化的直接诱因,因此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从治理结构上予以破解。     

西方现代港口与城市、区域发展研究述评

以港口为节点展开的活动与形成的联系,绝大部分具备空间特征,因而大都与港口-城市-区域这一发展背景相关。研究港口与城市、区域发展的关系,对港口本身、特定城市区域尤其是港口城市的发展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对西方在这一研究领域积累的大量文献进行回顾与评价,以便我国研究者借鉴。     

全球化环境中城市巨型工程的多维审视

在全球化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作用下,城市政府促进城市营销的需求与资本增殖的欲望共同催生了巨型工程在全球范围内的繁荣。然而城市巨型工程在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荣耀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在全球化的环境与语境中,我们必须从多维的视角来审视城市巨型工程背后的驱动机制和深刻影响。文章分析了全球化竞争导致的政府治理企业化转型,指出城市巨型工程迎合了政府促进城市增长的目标和治理转型的环境,促进形成了官商结合的城市增长联盟。文章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城市巨型工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与符号,是政治与经济空间生产的工具和对象,城市巨型工程依托的增长联盟脆弱而功利,耀眼的巨型工程隐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城市巨型工程也加剧了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化。文章最后指出转型期中国城市巨型工程建设面临着更大的冲动和问题,应该进行更冷静的思考。     

论唐代的人口分布

<正> 人口分布是指特定区域、特定时间内人口的空间分布状态。它是人口过程本身同该区域地理环境、经济诸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人口分布是一个很广的概念,人口过程中人口再生产、人口结     

旅游规划中空间竞争与区域合作研究——以江南六大古镇为例

随着视野、目标的变化,区域旅游规划迈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空间竞争与区域合作并不是单一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在实践中,我们应以空间竞争研究为导向确定合作区域的范围,而最终目的是以建立在良好空间结构基础上的区域的适宜合作提高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的竞争能力。在相似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同一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江南六大古镇,其空间认知的相似性和目标市场的趋同性,使其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无序竞争的危机,却同时也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契机;建立在旅游资源的差异性和空间结构完善基础上的区域旅游合作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尺度重组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由中央政府推行的新的区域发展政策安排,旨在调控国家、区域和城市尺度之间的关系进而引导资本流动以实现特定的空间发展目标,因此可视之为新一轮国家的尺度重组。借鉴西方的尺度重组理论,本文主要从大珠三角城市在经济上的空间联系以及香港问题在政治上的领域关系等两个方面,探讨关系空间如何影响到国家的尺度重组,以及国家的尺度重组对城市的尺度重组的影响。研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于重塑资本流动的地方空间,为“资本固着”提供社会活动平台,继续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深化经济合作,提高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尺度重组来解决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领域政治问题,通过新的空间规划把边界问题纳入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之下,保证政治稳定。中央政府把国家建设的尺度下移到粤港澳地区,促进了粤港澳的城市发生多元尺度重组策略,包括城市内部的尺度上推和尺度下移,城市外部的合作联盟和尺度政治。最后,文章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影响,讨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实践对尺度重组理论的补充和对认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启示意义。     

发展型城市政体主导的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生产研究——以西安大唐不夜城为例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的理论视角,以西安大唐不夜城城市游憩商业区为例,采用城市政体理论的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城市游憩商业区空间的生产机制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空间三元论可以用来解析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的表征是政—商增长联盟主导构建符号化空间的过程。表征的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发展型城市政体三方参与者的互动关系：一是公众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同步建构起来的空间想象和身份认同;二是政—商增长联盟对公众空间想象的积极回应,促使符号化空间的进一步情景化,以及空间的重塑。其中,网络时代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参与城市政体议价的新路径。空间的实践表现在地域生产关系的转变和城市游憩商业区影响力的尺度跃迁。空间生产的上述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研究还发现,在城市游憩商业区这种空间类型中,发展型城市政体导致公众对符号化空间规训的反应以悦纳为主,而非抵抗。     

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影响研究——以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我国的城郊开发区普遍缺乏地方特色,在招商引资中易陷入低水平恶性竞争的困境,急需通过增强地方性来促进开发区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空间生产的相关理论和对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本文初步探讨了城郊开发区建设对东道区域地方性消解的机理。研究表明,城郊开发区建设主要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过程,主要生产可复制、可交换的同质空间,因而会消解东道区域的地方性,这在调研中突出表现为当地居民对新的空间缺乏深厚的认同和依恋。为此,有必要尊重当地人的发展需求,更好保护东道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方文化,从而把开发区塑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宜业宜居"空间,以增强开发区的特色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传统水利社会的困境与出路——以民国沅江廖堡地区河道治理之争为例

民国年间,"易淤易潮"的河湖环境与堤垸位置差异使湖南沅江廖堡地区就河道治理问题形成了建闸与浚河两派对抗力量。在双方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讼中,该区域水利关系所处的动荡局面恰好彰显出中国传统水利社会的内在困境,即传统社会机制有限的调解能力与生态环境持续性衰败之间的矛盾。面对生态变迁的巨大压力,民国政府几经竭蹶,最终借助水利科技实现了这一区域河道治理的近代化变革,使其水利关系得以成功重构,有效改善了农业生产环境。这一过程昭示出传统社会水利治理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对当下的社会改革也不无启发意义。     

大西南与小西南: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西南空间分层

"西南"的空间分层现象(即大西南、小西南之分或广、狭义的西南区域界定)是伴随着国民政府对抗战大后方建设的地域设计而产生的,西南大后方建设一方面要求有"关系地带"或广大的"外卫屏障",另一方面强调重心建设区域,与"外卫区域"有所区分。这一地域设计思路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西南界定意见,形成了时人对西南"中心"与"外卫"区域的空间分层认识。受此影响,谢国度、黄汲清于1939年初从国防地理角度明确提出了大、小西南的意见。"西南"空间分层反映出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国防地理对区域界定产生的重要影响。     

区域一体化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创新的路径探析

从政府治理形态的历史演进来看,受特定的政府生态环境的影响,政府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迥然有别,由此生成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滋生,行政区行政模式日益暴露出它内在的局限和缺失,必须呼唤一种与之相辅相成的新的政府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区域一体化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     

新国家空间理论的内涵与评价

新国家空间理论是对国家空间重构的系统性描述,它将国家空间看作动态的"过程",而非预定的、固定的"容器"。其核心观点为：①以社会建构的国家空间为研究对象,并关注其多维重构,尤其是尺度重组过程;②关注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国家管制模式转型和行动者的社会政治斗争等多重动因;③关注国家空间选择性及其演变趋势,以及国家空间重构的分层特征。不过,该理论也存在若干不足,如缺乏对行动者的详细探讨、缺乏对尺度和领域以外的空间维度的分析、重构趋势仍有待验证等。尽管如此,新国家空间理论有效整合了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治理与空间关系的相关理论,对于全球化研究、城市和区域治理研究以及行政结构重组研究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浙江区域块状经济地理分布特征、绩效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浙江区域块状经济这种新型的产业空间集群组织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经济现象,而且特定历史背景、人文环境及资源压力和市场竞争条件下产生的必然经济运动的结果,是浙江人在培育市场经济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种成功发展模式。在中国的浙江,全省86个县、市中有85个县、市拥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块状经济地理分布特征。按其成因和地理位置可将浙江省"区域块状经济"概括为:环杭州湾平原区位型、浙东南沿海"温州模式"型、浙中金衢盆地资源匮乏开拓型和浙西南地方资源开发型等四大特征分区;对基于产业集群的区域块状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表明,区域块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为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构筑了一种有效的地域空间模式,对于提高区域工业的竞争力、工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促进浙江市场的繁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探讨了基于中小企业与大市场成功对接的浙江省区域块状经济形成机制,提出了中小企业的集群成长及其与市场的成功对接是浙江省区域块状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区域块状经济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     

"空间剥夺"与县域经济发展问题——以吉林省中部地区为例

本文以"核心—边缘"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实证区域的特征,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剥夺"问题。指出县域经济"空间剥夺"具有空间性、持续性和综合性特征。将其作用机理概括为三个方面:县域经济发展要素的"极化"效应,制度因素的作用和核心城市产业的空间侵占。指出空间距离,核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规模对"空间剥夺"的强度和作用机理产生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吉林省中部地区存在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区域。其形成与"空间剥夺"有直接关系。本文还探讨了"空间剥夺"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提出培育与区域特征相协调的主导产业,遏制发展要素的"逃逸,"并适时调整县域经济发展的"重心,"完善与县域经济相适应的金融系统等建议。     

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

在我国追求以综合国力提升为目标的全面、持续和稳定发展,以及国家在领土外的活动日渐突出的条件下,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地理空间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影响日渐突出,形成了所谓的"边疆热"。在此过程中,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应运而生并呈异军突起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国家视角的边疆研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和界定边疆,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眼于厘清各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边疆现象和边疆问题的本质,揭示边疆和边疆问题发展演变的规律,构建边疆和边疆治理的阐释理论,探索各种边疆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解决边疆问题的政策建议,并以此服务于国家的边疆治理。不过,边疆研究的国家视角并不排斥和否定边疆研究其他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期待在国家视角与其他视角边疆研究的共性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边疆研究统一的基础平台,共谋边疆研究的发展,以期为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