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史華慈

從5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晚期的四十多年來,通過他在哈佛大學政府與歷史系的教學工作,以及通過他的著作與論文,史華慈成為中國研究領域内的泰斗級人物。他的研究,尤其是在横跨思想史與政治學的領域,已成為衡量學術的標准,他的研究對于學生們以及全世界的學者們都具有指導作用,而且已成為學人們獲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爲重點的闡釋

中古時期士族流動的歷史線索,經過史家陳寅恪、毛漢光等的持續研究,已經產生了豐饒的成果和許多有意味的結論。但流動的複雜過程以及其中的許多細節,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來。本文借用"轉型"範疇,將新出唐初史學家李百藥墓誌銘與其祖父母碑誌和相關史傳資料進行對讀,試圖通過新出史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映證,對趙郡李氏漢中房支進行重新梳理,重點以喪葬地的改變來觀察漢中房支的流動及中央化進程,以期對中古社會和士族轉型有新的認知,對流行的"唐宋變革論"的起點也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通過李氏家族幾方碑誌的比較,還抉發出中古時期大族家風家學的一些與衆不同處,文章並對李百藥的文史著述作一點新的評價。     

揭開美帝“友誼”鬼臉——記反對美帝文化侵略展覽會

天津八個教會學校學生會聯合主辦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展覽會上,展出的書籍、電影片和近百幅漫畫中,用事實來充分說明了帝國主義者怎樣通過教會學校,利用它的忠實走狗,來對中國進     

漢魏《周易》經本的多元與流變——以《周易·訟卦》“窒”字爲中心

《周易·訟卦》卦辭"窒惕"之"窒"存在多個異文,於今可見者,上起上博簡本,下至王弼本,至少存在五種狀態。本文通過對該組異文的疏證,並結合漢代經學史的背景和異文所牽涉到的不同經義經説,揭示出漢魏時期,尤其是兩漢間《周易》經本的多元性和流變過程。此外,筆者通過歷史的考察,認爲上博簡《周易·訟卦》"■"字宜隸定爲"懥"而讀爲"疐"。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高羅佩對中國猿的闡釋及其範式意義

中國古老而豐富的動物文化是西方學界長期關注的熱點,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長臂猿考》以獨特的視角闡釋了從商周至元明中國猿意象的歷史流變,剖析了崇猿傳統的文化淵源,並對中國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四大傳統猿主題,即"猿嘯哀"、"猿連肱澗飲"、"猿善猴惡"、"猿通臂"進行了探討,糾正了長期以來不少認識上的誤區。在研究方法上,高氏不僅注重文字文獻和圖像文獻的引證,而且通過長期飼養猿以觀察其生活習性,搜集和積累有關猿的音像資料,其研究動物文化的宏通視野和獨特方法都具有一種範式意義。     

論中國古典小說的“奇”評及“奇書”概念

<正>引言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常以"奇書"來形容某些小説作品,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四大奇書"之稱。求諸文獻資料,不難發現奇書之稱並非自古已然,而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發展,最後於明清時期得到文人的廣泛使用,影響至今。其源流始於何時?其涵意及發展如何?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本文擬詳細梳理及分析中國古典小説中"奇書"概念的源流、發展及内涵,俾使讀者及學界對此有一個清晰而全面的理解。     

紹興的魯迅紀念館

紹興,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文學家、思想家魯迅先生的誕生地,在這裏,魯迅先生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他從祖母和褓母的口中聽到許多美麗動人的民間故事,在燴炙人口的‘三味書屋’裏影描過小說上的繡像,在自己家裏和外婆家裏接近過許多勞動人民子弟的親密朋友,經歷過家庭由小康到困頓的變化,深刻地觀察過舊社會的形形色色。從日本留學回國後,在紹興任教以及以後在軍政府時代,領     

華梵兼舉,即文會貫——從佛典翻譯的一種獨特解釋看佛道關係及所表現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國宗教史上一個重要而有趣的現象:對佛教翻譯經典,用漢字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來解釋某些譯名的意義,並通過這種考察,對中國歷史上佛教、道教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這一現象反映了中國宗教史中鮮明的中國文化本位觀念以及佛道兩教在彼此消長中相互借鑑的狀況。同時,以清代道士閔一得爲中心,對采用這種方法的内在原因進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國宗教、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觀念。這一觀念是使中國宗教長期以來形成一種相對和諧狀態的重要因素。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論——以巴黎外方傳教會中文檔案爲中心展開

福安是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教案頻發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發的福安教案在中國傳教史上極具影響力。它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還促成了嘉道時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訂立了對西洋人治罪的律令專條。這對中國天主教的正常傳播與發展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以往對此事件研究者雖多,但由於資料、檔案屢屢披露發現,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頗。本文竭力綜合各類中西原始檔案,深挖全案的過程、原因及影響,以圖超邁。     

過渡時期的革命性質問題——學習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筆記

一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着我們一切工作的燈塔,只有掌握了總路綫的精神實質,才能在執行具體工作和具體政策時不犯錯誤,才能自覺的、勝利的完成每一件工作J真地學習總路綫,體會其精神實質,並把這種精神實質貫徹到我們的思想和實際工作中去,這是在一个很長的時期內任何工作幹部的頭等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對總路綫的學習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必須徹底解决,這就是渦渡時期的革命性質问題,就是毛主席怎樣運用馬克思列甯主義关於革命轉變的學說結合中國社會的實際,將中国革命提到更高一个階段的問題。     

苏联赤塔州地志博物馆参观记

蘇聯的博物館事業是非常發達的,莫斯科就有八十所以上的博物館,通過這些博物館對廣大人民進行着正確的歷史的、科學的、文學藝術的、工業技術的種種教育,它是一所所的‘社會大學’。蘇聯的地誌博物館,是分別在各州、省、區建立的;它是以當地的‘自然富源’、‘歷史發展’、‘蘇維埃時期的建設’為其陳列的內容,使人民認識國家的歷史,今天的成就,和更幸福美滿的明天。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