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載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     

嘉定年間何異所帶職名當爲寶謨閣直學士

正《宋史》卷四○一《何異傳》載:"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案,"寶章閣直學士"、"寶章閣學士"有誤。《宋史·職官志二》載:"寶章閣學士、直學士、待制,寶慶二年置,藏寧宗御製,置學士等官。"可知寶章閣學士、直學士等職,置於寶慶二年(1226),易言之,寶慶二年之前不可能有寶章閣直學士、學士等職。     

從《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看《記室備要》之北傳

本文通過對遼代《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與敦煌文獻《記室備要》的對比分析,發現墓誌的主要內容大多抄撮改編自《記室備要》一書。由於此方墓誌極有可能出土於遼上京臨潢府附近,筆者推測唐代《記室備要》等掌記文書早在遼朝初年即已向北散佈至契丹的腹心之地。遼初對於中原人才及藩鎮制度的吸納、繼承,爲記室文學向北傳播提供了可能性。     

嘉定二年劉甲任寶謨閣直學士考

正《宋史》卷三九七《劉甲傳》載:"(韓)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     

南宋晚期一部“當代史講義”的寫作——《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新探

吕中所作的《中興大事記講義》中的“講義”文字,來源非常複雜。其中高孝部分“講義”的材料來源,涵蓋了當時很多名家的著述,而《中興兩朝聖政》所引用的“大事記”,與今本《中興大事記講義》關係較遠,只是後者的材料來源之一。《中興大事記講義》高宗朝“續編”部分的主要材料來源當是《中興紀事本末》,光寧部分的主體内容則很可能出自《中興四朝國史·寧宗紀》以及官修的光宗、寧宗朝聖政、寶訓類著作。《中興大事記講義》作爲一部“當代史講義”,一方面吸收了來自當時不同學派的知識與觀念,另一方面也仍然以道學爲思想基調。     

河上公名義解

<正>老子五千言,現通稱《老子》、《道德經》,古代有種種别稱,也有種種老學門派,自有傳本,當中的河上公系統爲一大門派。《河上公章句》、《老子河上公注》等都是該系統的著作,與此相聯的是傳授、注解者:河上丈人(《史記·樂毅傳贊》,樂臣公學黄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先生、河上公、河上真人。有關記述頭緒實繁,論者頗多,而河上一名的由來,似未有學者專     

陳繹爲翰林侍讀學士

正《宋史》卷三二九《陳繹傳》曰:神宗時,"知制誥,拜翰林學士,以侍講學士知鄧州"。此處稱陳繹爲侍講學士誤。按:蘇頌撰陳繹墓誌記載稱:繹"逾年爲翰林學士。未幾,以疾請郡,上遣中使勞問,賜以良藥。俄換侍讀學士,知鄧州兼本路安撫使"。其後又云:"還翰苑兼侍讀,充羣牧使"(《蘇魏公文集》卷六〇)。陳繹爲翰林侍讀學士,     

班馬異同：從《史記》至《漢書》看敍事理論到實踐之發展變異

承襲史學史上“班馬異同論”議題,從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兩個方面,比較、闡釋《史記》、《漢書》之不同,探索造成此種歧異之内在原因,並着重緊扣文本,來梳理前漢經生大臣藉助陰陽災異以黨同伐異之原委。其議對奏疏以至敍事等各種文體,均受此種論政、攻訐理路之影響,此種影響自然也滲透到《漢書》的寫作。因而,構成發端於《易》、《書》、《春秋》學等儒家經典,主要由董仲舒濫觴,劉向推波助瀾,以至蔚爲大觀的經學家譜系和儒學新思潮,向、歆父子於此貢獻尤著,洵爲儒學史留下不可磨滅之印記。     

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宦官諸使

<正>宦官是唐代政治舞臺上非常活躍的群體,一般認爲唐代宦官擅政肇始於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盛於安史亂後。除了影響深遠的宦官監軍制度外,開元、天寶時期宦官開始頻繁充任各種使職,奉使於全國各地,甚至西北邊陲的吐魯番地區也留有宦官活動的記録,不少出土文書都提及奉使西域的宦官。~(1)作爲皇帝家奴的宦官,爲什麽會逾沙軼     

崇敬寺“使鬼神遍散諸像”考

正唐代史官韋述《兩京新記》已佚,後人1補甚多。有曹元忠據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卷六五七1關於唐長安靖安坊崇敬寺石像的記載一則(《兩京新記》時稱之爲《西京記》)。此條記載爲:又曰崇敬寺有石像一軀,高五尺,製作粗惡,甚有靈驗。傳云是阿育     

彭思永權御史中丞事

正《宋史》卷三二〇《彭思永傳》記載其"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此處所言實誤。按:程顥在《彭公行狀》中稱:"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四)"今天子"指神宗,故彭思永在英宗治平年間爲"權御史中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六治平二年(1065)冬十月甲寅條,對彭思永任命的原因有較爲詳細的記載:"翰林學     

楊繪權御史中丞事

正《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傳》載:"未閲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此處以楊繪爲御史中丞誤。按:范祖禹在楊繪墓誌中云:"丁内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太史范公文集》卷三九)對於此次任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二熙寧四年(1071)四月癸酉條記載云:"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楊繪權御史中丞。"而熙寧四年七月十四日,楊繪因論役法不當改官時,《宋會要     

朱文藻年譜

<正>向讀乾嘉諸老著述,時見朱文藻身影,顧於其人學行事迹,所知無多,所見僅《清史列傳》一傳耳。~①史傳記載王杰曾延之至京,佐校《四庫全書》,後奉敕在南書房考校;復佐阮元成《山左金石志》;爲王昶纂輯《金石萃編》、《大藏聖教解題》。諸延朗齋佐校編訂者皆鉅公耆德,即此一端,可知渠績學博聞,固見重於當世矣。乃今聲聞(?)然,罕有知者。余前纂《武億年譜》~②,朱、武二人嘗同纂《山左金石志》,共事四五月,《志》中多存朗齋之説及所訪諸碑,因漸留意其     

《玉谿詩箋舉例》補録

汪辟疆先生是當代的著名學者,本刊總第四輯(1963年出版)及總第十五輯(1980年出版)曾刊出其《玉谿詩箋舉例》與《讀常見齋小記》。今年是汪先生一百二十周年冥誕,本刊特發表其遺作《〈玉谿詩箋舉例〉補録》(金程宇整理),以志緬懷。     

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

《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頗能反映該書敍學價值之一般。它以繆荃孫在光緒年間任國史館總纂時的工作成果爲基礎修訂而成,其中常州學人的傳記多爲繆氏手筆。通過這些傳記,繆荃孫編織了常州學派的學譜,最早將常州學派記入清代國史,奠定了常州學派在正史《儒林傳》中的重要地位。繆荃孫筆下的常州學人,是貫穿清代學術史始終的學人羣體,基本屬於漢學陣營,而非以西漢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的對立派別。     

《玉谿诗笺举例》补录

汪辟疆先生是當代的著名學者,本刊總第四輯（1963年出版）及總第十五輯（1980年出版）曾刊出其《玉谿詩箋舉例》與《讀常見齋小記》。今年是汪先生一百二十周年冥誕,本刊特發表其遺作《〈玉谿詩箋舉例〉補録》（金程宇整理）,以志緬懷。[编者按]     

《世説新語》書札一則(上)

《世説新語·文學》載: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户外遥擲,便回急走。此材料爲世人熟知,其中"定"字的校勘與訓釋歷來衆論紛紜,筆者所見,殆有三説:(1)"定"乃"見"之誤。沈寶硯校本、朱鑄禹《世説新語彙校集注》     

文獻整理與文本細讀的新啓示——評《文選舊註輯存》

<正>劉躍進主持編纂的《文選舊註輯存》(以下簡稱《輯存》)是一部集成性的學術著作,爲古籍整理、文本細讀樹立了一個全新的典範。該書以尤袤本正文爲經,以各本所存舊註爲緯,並繫以案語,對異文、音註、諱字等加以詳細的説明和精要的辨析。本文僅擬從版本搜聚、異文比勘、文字訓釋、方法啓示四方面對該書比較突出的特點加以評述。     

韋軒李公考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劉文正公》史料來源之一爲韋軒李公撰《文集序》,而"韋軒李公"究爲何人,尚不見有人探究。熊夢祥著《析津志》(已散佚,今有輯佚)及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順天府志》(殘本),均有"幸軒李槃"的記載。作者以爲"韋"與"幸"字形相近,"幸軒"極有可能是"韋軒"之誤,"韋軒李公"很可能就是李槃。本文對此作了分析,並對李槃相關史事作了考察。     

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運動

本文詳細敍述了張之洞與陳寶箴自光緒十二年(1886)至二十四年的交誼,説明陳寶箴是張之洞志同道合的僚屬和政治盟友,且在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上大體一致。張之洞對《湘學報》及湖南維新運動的干預,陳寶箴都予以支持和配合。兩人共同上奏了廢八股的科舉改制奏摺,暗中有抵制康有爲學説之意。陳寶箴上奏要求下旨康有爲將《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並在變法最關鍵時刻提議召張之洞入京,主持朝政。由於御史黄均隆的不實彈章,慈禧太后誤以爲陳寶箴曾保舉康有爲而將之革職,張之洞根據陳寶箴的請求,保全了長沙試辦的保衛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