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再探——兼談《四庫全書總目》的早期編纂史

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是《四庫全書總目》的最初稿本。本文主要利用四庫檔案文獻探討此書之來歷及編纂成稿時間,指出《總目》初稿是采取分次進呈的形式彙纂成書的,而該稿本則是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已進呈部分提要的彙編本。在此基礎上,本文通過考察該稿本與提要分纂稿的關係,進而分析兩種四庫進呈本提要稿以及翁方綱手稿中保留的兩份校閲單,對於《總目》早期編纂史獲得了若干新的認識。     

《崇文總目》總集類校考

<正>北宋王堯臣等所編《崇文緦目》是宋代一部重要的館閣書目,其原本六十六卷,後於紹興年間删去叙録,注"闕"字於其下,成爲一部搜訪書目。《崇文總目》現存有抄本與輯本兩種系統,輯本復從抄本而來。抄本有天一閣藏明抄本(善2084。以下簡稱"天一閣本")、湖南圖書館藏翁方綱批校本(善294.2/2)、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120709)與兩種清抄本(110421、118274)等,均爲六十六卷本,有目無釋;輯本則有四庫館臣輯本十二卷(以下簡稱"四庫輯本")與錢垣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以下簡稱"錢輯本"),民國時陳漢章復作有《崇文總目     

“晏袤數《會要》一百卷”辨

正《宋史·藝文志六》:"晏袤數《會要》一百卷。"按,王應麟《玉海》卷五四"藝文"之"國朝類要"條云:"晏殊《類要》七十四篇。開禧二年正月,晏表上之,勒成一百卷,列爲二千六十一門。"又,孫星衍《平津館鑑藏書籍記續編·孫氏祠堂書目》,"舊寫本"云:"晏元獻公《類要》卅七卷。前有總目,無序跋。據歐陽文忠所撰《晏殊神道碑》稱:‘類集古今,爲集選二百卷。’曾南豐序稱:‘上中下帙,七十四篇。’《宋史》本傳、陳氏     

評《補五代史藝文志輯考》

<正>作爲一種特殊的圖書目録,《藝文志》的文獻學價值早已得到確認,其如清人王鳴盛所云:"目録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復曰:"《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1)自《漢書》以來,古代正史多有《藝文志》,以存一代之典籍爲己任。而薛居正《舊五代史》和歐陽修《新五代史》均不著《藝     

《尚書》文體考辨——兼論早期文體的原生態狀况

<正>一文體譜系與《尚書》文體經、史、子、集的文字,古代各有譜系,集部文字的文體譜系的建立,本以獨立於"經"爲契機的。《漢書·藝文志》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詩賦略》的建立可謂從《六藝略》中切割出來,阮孝绪《七録序》稱"《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别爲一略"~①,此可爲"文體譜系"的雛形。其實,或是因爲"詩賦"的性質與"六藝"不     

讀陳壽祺輯校《尚書大傳》偶記

《漢書·藝文志》在《尚書》《經》二十九卷下著錄《傳》四十一篇,後世學者多以為即伏生之《尚書大傳》。黄開國說:《尚書大傳》不見於《漢書·藝文志》。但班固在《六藝略·尚書略》中,有《傳》四十一篇,緊接《經》二十九卷之俊,在《傳》四十一篇後列《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從這一     

義理史學的實踐——陳桱《通鑑續編》得失論

《通鑑續編》除了補充以前《資治通鑑》未備之遠古敍述和契丹早期歷史的最初兩卷之外,其餘二十二卷都是記述宋代歷史。相比較元代坊間之作《宋史全文》,《通鑑續編》是陳桱獨力完成的兩宋史。雖然名爲"通鑑續編",在時間上接續《資治通鑑》,但就史書體裁而言,則是綱目體,是對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的接續。考察《通鑑續編》編纂的艱難過程,重點在於闡發此書的價值,而對於其中存在問題的發覆,亦希望引起研究者的警覺。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六十卷影宋鈔本《詩話總龜》述論

<正>宋代阮閱所編的《詩話總龜》,是一部出現較早且規模較大的分門彙編詩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摭拾舊文,多資考證"~②,保存了大量的佚詩、詩話、筆記與傳記等資料,"在詩話中薈萃最爲繁富"~③,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④。此書宋刻本已不存,然明初收入《永樂大典》之本,自是承宋刻而来,惜又隨《永樂大典》而佚,少有遺存。明刻本有嘉靖二十四年(1545)宗室月窗道人刊刻的九十八卷本。此外,還存有兩種明代鈔本,皆爲一百卷,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莫棠題跋;另一藏南京圖書館,有丁丙識語,爲八千卷樓舊藏。兩明抄本抄手書法皆較爲拙劣。國家圖書館還有宋蘭揮"友竹軒"藏清抄本,抄手     

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所藏《二李唱和集》識小

《二李唱和集》爲北宋李昉、李至唱和詩集,吴處厚《青箱雜記》卷一云昉"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即指此書而言。此書爲今存宋人最早之文學總集,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曾著録"二李唱和詩",後即罕傳,殆已亡佚。日本江户時期京都崇蘭館猶有宋本傳世(《經籍訪古志》卷六著録),並曾     

《隋志》“總没衆篇之名”釋評辨正(上)

<正>《隋書·經籍志》(下簡稱《隋志》)總序,敍東晉藏書及編目情形云:"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中華書局,1973年,頁906)李致忠先生《三目類序釋評》(下簡稱《釋評》)於"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一句下出注,中云:"總,彙總。没,淪落、遺留。是説東晉初年,圖書又有     

《四庫總目提要》訂正

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吴陸績注。……今惟《易傳》存。考《漢志》作十一篇,《文獻通考》作四卷,均與此本不同。……《通考》所謂四卷者,以晁、陳二家書目考之,蓋以《雜占條例》一卷合於《易傳》三卷,共爲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傳》爲即《錯卦》,《雜占條例》爲即《逆刺占災異》,則未免臆斷無據耳。顧案:此"晁氏",清館臣以爲即撰《郡齋讀書志》之晁公武。考《郡齋讀書志》,此條見諸衢本。然據《玉海》卷五《漢京房易傳》,所謂"《易傳》爲即《錯卦》,《雜占條例》爲即《逆刺占災異》"之說,乃出自晁説之,見《景迂生集》卷一八《記京房易傳後》。故《玉海》卷五實作"晁説之曰",《文獻通考》卷一     

關於編製介紹性的書目提要的工作經驗

編製介紹性的提要,是書目工作中的一種複雜形式,它需要具備各種專門知識和化費許多創作勞力。我以目錄學家身份在圖書館中工作,我編製過一種關於著名的海軍司令,孚·孚·烏沙考夫海軍大將的書籍的介紹提要。在本文中,我願意談談自己的經驗,詳細地叙述編製的全部過程。根據蘇維埃目錄學黨性的原則,我願意給讀者介紹這些書籍,它們是培育讀者蘇維埃愛國主義精     

清代家集與文化傳統

<正>清代具體類别文獻的編輯與刊刻,多有全面回溯性質;各類别之間又存在整合配套關係。如就一人而言,有自編年譜,有自定著述總集;一家一族則有家譜,有家族性總集(家集);一鄉一鎮、一縣一府乃至一省,有百科全書式的志書,又有郡邑性總集。層層外推,小大呼應,古今關聯,形成層級性的文獻體系。這一内部彼此牽涉的文獻體系的形成,當然不只是文獻編纂、生產體系中的模仿與再生,它應該還有更深層的文化原因,特别是將目光集中在這一文獻體系中的周全性,以及明清家集、郡邑性總集與前代十分醒目的數量差異時,     

“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從《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看《記室備要》之北傳

本文通過對遼代《耶律曷魯妻掘聯墓誌》與敦煌文獻《記室備要》的對比分析,發現墓誌的主要內容大多抄撮改編自《記室備要》一書。由於此方墓誌極有可能出土於遼上京臨潢府附近,筆者推測唐代《記室備要》等掌記文書早在遼朝初年即已向北散佈至契丹的腹心之地。遼初對於中原人才及藩鎮制度的吸納、繼承,爲記室文學向北傳播提供了可能性。     

聯合鉛印新書卡片辦法說明

國立北京圖書館为解决新書編目寫片困難,聯合北京市内有同樣業務上需要的幾個图書館,共同試办小規模的‘鉛印卡片’。合作的單位愈多,成本則愈低,因此,也希望外埠各     

“《資談》六十卷”辨

正《宋史·藝文志六》:"《資談》六十卷。"《宋志》未題撰人。按,鄭樵《通誌·藝文略七類書上》:"《資談》,六十卷",注云:"吴越苑贊時撰"。苑贊時,諸書失載。或疑爲范贊時之形)。吴任臣《十國春秋》卷八八《范贊時傳》云:"范贊時,蘇州人。父夢齡,與廣陵王子(錢)文奉交善,官中吴軍節度推官。贊時博洽善著書,所1《資談》六十卷,     

從“注”體興起看王弼《周易注》的注釋特色

<正>一"注"體的興起《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著錄的解經之書,大致有"傳"、"記"、"說"、"解"、"訓"、"故"、"章句"等多種體式,其中並無"注"體。其餘諸《略》亦只偶見"論"、"說"而不見"注"。劉師培在《讀書隨筆》"秦漢說經書種類不同"條中分析了"傳"、"記"、"說"、"微"、"章句"等秦漢間解經舊式各自的特點,並認為"後人概以經注目之,失其旨矣"。~①則至少在秦漢時期,不同解經體式間的分界     

晉唐間的晉史編纂——由唐修《晉書》的回溯

本文關注唐修《晉書》文本背後反映的不同種類文獻間的交流,希望跳出四部分類法設定的框架,思考中古時期歷史編纂與史部文獻的發展脈絡。考察唐修《晉書》以前的舊晉史的情況,《晉中興書》的家族傳編排受到郡書家傳的影響,而東晉的國史列傳則應有編年記事的史源。這意味着從《晉中興書》到臧榮緒《晉書》的晉史文本系統本來與東晉官修史關係疏離,處於邊緣,但後來卻由唐修《晉書》發揚光大,匯爲一流。     

《新唐書》宋版系統考辨

<正>《新唐書》的版本問題,清代以來的書目、版本學論著中偶有提及,民國時期張元濟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也有探討,但較爲零散。之後則以日本書志學家尾崎康(Ozaki Yasushi)的研究最爲系統~①。在《正史宋版の研究》一書的"正史宋元版書志解題"部分,尾崎康對《新唐書》的宋版系統作了專節討論,認爲《新唐書》宋代版本存在3種不同的行款:南宋初期刊本(十四行本,即所謂的嘉祐刊本),南宋前期建安刊十四—十六行本,以及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十行本)。其中南宋初期刊本現存4種: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的陸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