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

"礼仪之争难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关乎西方或者东方的问题,应该将其放归中外交流的历史坐标上重新认识。解决的关键在于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纵观16—18世纪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东传的时代背景,可以让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礼仪之争"有更多新的认识。如果说恩典观与教会道德神学是影响各修会传教士在论争中做出抉择的西方学统,那么神道设教思想下文教与神教双向度有机互动的中国社会伦理与宗教体系则是国人回应"礼仪之争"的中国学统。直面"礼仪之争"难题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宗教的"双向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反对"文明冲突论"。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试析“礼仪之争”背後的权力冲突”

1633—1642年间因中国祭祀礼仪而在来华传教士和罗马教会中引起的礼仪之争始终伴随着各个团体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并不因有无礼仪之争而存亡,但它们却深刻影响礼仪之争的形势并成为礼仪之争难以剥离的成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罗马的判决经常被一个团体当然地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康熙谕旨也曾被耶稣会士奉为最有公信力的证据,而当礼仪之争发展到康熙皇帝与教廷使节直接对峙时,即使所有在华传教士停止冲突,争执也无法平息甚至越发不可收拾。     

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一场文化争论 ,同时也与许多权力冲突交织纠葛。礼仪之争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向为论者喜道。关于后者 ,虽然很少有人会单纯视礼仪之争为文化争论 ,但也很少有人系统分析这场争论的权力冲突内涵。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传教士间的派系斗争、传教士与罗马教会的矛盾、和耶稣会士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如何助长争议恶化形势的论述 ,以此说明礼仪之争中权力冲突的分量甚至超过文化争论 ,称之为一场传教士间的冲突并不为过。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的冲突为例

“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欧洲神学、哲学、伦理思想争论的一环。康熙中叶,中国天主教徒已有几十万之众,尽管他们和礼仪息息相关,但因传世材料极少,很难了解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感受和想法。罗马耶稣会档案馆馆藏的有关中文信件证词等,正是这一方面难得的史料。通过对这些材料与当时西文出版物的比较,使得中国天主教史呈现更清晰的脉络。其中1700年间颜所颁禁令引起的反弹,以及继而发生的福建教徒与主教的冲突就是极好的例证。     

浅谈中美餐桌礼仪文化差异

吃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地域因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吃的方式从而产生了"吃的礼仪"。其中包括了餐桌礼仪。不同地域的国家的餐桌礼仪都截然不同。本文则从众多国家中挑选了中国与美国来讲述其餐桌礼仪的不同,以及产生不同的原因。虽然餐桌礼仪只是一个很小的礼仪方式,但它却体现出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文明发展,而且随着世界各国的接触越来越密切,不同文化礼仪之间也会逐渐产生影响.因此,了解其他地域的文化礼仪变得十分重要。     

礼俗互动中的人生礼仪传统研究

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资源,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议题。基于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民俗学的传统礼仪研究尤为关注礼俗互动,在田野调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础上,探讨传统礼仪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唯有反思"礼""俗"等本土概念,梳理礼俗传统,深入观察传统礼仪在当下的传承与实践,才能更清晰的思考传统礼仪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找到延续传统的可能路径。我们对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重建与传承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而展开的。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成渝之争 较劲两千年

世上有不少对"冤家"城市,比如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马赛与巴黎、洛杉矶与旧金山、墨尔本与悉尼。而在中国,颇有历史的"成渝之争"可算作一对。     

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

晚明前清时期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中有关《山海经》的零星内容反映出这些欧洲传教士与时代变局相关的心态变化。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地理类作品随着其世界观念的更新而从传说与实证并存向实证性内容居主导转变,礼仪之争使在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针对中国人的迎合向针对欧洲人的特别宣传转变。受这两种变化驱使,传教士看待《山海经》时从认可和吸收变为轻蔑与排斥。     

乾隆与西洋传教士

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康熙帝与西洋传教士们接触最多的时期,也是康熙帝对西学最重视的时期。这期间发生三件大事：南怀仁改造现象台、康熙勤奋学习西洋科学技术、绘制《皇舆全览图》。由于传教士的活动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使西方科学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芽”。然而由于“礼仪之争”,康熙与罗马教廷之间,敌意渐生,同时也疏远了传教士。康熙因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令,十分讨厌甚至震怒：“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会技艺之人留用”,对其余者“禁之可也,免得多事”。1722年,康熙去世,雍正即位。采取了更…     

基于岗位能力导向的旅游服务礼仪教学策略研究——以酒店前厅部接待与服务礼仪为例

伴随着"健康中国"政策的落地,人们的健康意识得到普遍提高,人们的生活也在迈向健康新时代。健康新时代所需的旅游服务礼仪与之前相比,在服务原则、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因此,旅游服务礼仪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需要顺势调整。本文以酒店前厅部为例,通过实地走访各酒店,调查酒店中前厅部设置的岗位职责以及所需的岗位能力,探讨有利于满足旅游者新需求的服务礼仪,得出旅游服务礼仪的教学内容,进一步提出"线上+线下"的融合教学、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辅助教学、新媒体共构教学评价的教学策略,以促进旅游服务礼仪教学水平的提升,促进健康新时代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     

“问题与主义”之争和少年中国学会

胡适、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一场关于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 会改造道路的争论,也可说是"少年中国学会"内原有的社会主义与由会外输入的实验主义之间的争论.胡适的实验主义宣传,对学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学会中原本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的会员形成了所谓"问题与主义"派.而围绕着<少年中国>月刊文字方针而展开的"学理与主义"之争,并非人们所说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范式转换,而是学会自由研究与预备主义的表现与结果.在导致学会分化的共同主义之争中,胡适及学会内的"问题与主义"派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也谈“唱法批评”

唱法批评,例如"土洋唱法之争""三种唱法之争""原生态唱法之争""跨界唱法之争"等唱法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60多年的争论可谓是轰轰烈烈,时至今日仍势头不减。由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唱法批评的侧重点,不同的评论家、歌唱家对其理解不尽相同,所以对其中的诸多观点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和分歧,导致"唱法批评"在批评实践中的多样性。本文通过对唱法批评文献的简要梳理,反思唱法批评现象,审视唱法与唱法批评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与中国声乐艺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唱法批评影响着唱法又促进着唱法,唱法反过来又丰富着唱法批评,二者协力,推动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     

服务礼仪在导游服务中的重要性分析

<正>旅游服务礼仪是导游的基本素质。作为旅游地的"民间大使",导游人员的服务礼仪非常重要。本文对服务礼仪在导游服务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上下五千年传承的礼仪文化是举世文明的。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礼仪更成为每一位公民应具备的品质。我们通常讲的"礼",并不是单纯指做人,亦指处世,特别是在现代服务行业,更应该把"礼"奉为企业文化的宗旨。旅游业是一门新兴的服务行业,服务礼仪的运用不仅可以加快旅游信息的传递,还可以使旅游企业获得更大的收益。礼仪可以弥补工作中的不足,让顾客对企业产     

丧葬礼仪传统与当代生活传承

丧葬礼仪集中体现了在不同社会和文化类型中的人伦观念、信仰特点和社会结构。丧礼知识的文本书写凝结了世代的集体记忆,而其依照"代代重构"的形式存在,礼仪"文本"系统既是民众践行丧葬礼仪的指导,也是对其的记述传承,然而要获得完整的礼仪传统,还需要"生活"的素材。文章尝试以丧葬礼仪为切入点,讨论其与当代日常生活的关联,梳理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角的丧葬礼仪传承与重建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