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建成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今年二月成立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工作六个月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巳于7月15日胜利地开幕了。泉州是我国中古时代对亚非各国进行友好贸易的港口,在朱元时代海外交通非常发达,亚非各国商人传教士成千成万来泉州贸易传教。元代时候,外国著名的旅行家如伊本巴都他、马可波罗等人都称誉泉州港为世界大贸易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整理泉州自南朝对海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与闽南华侨的出国

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历史悠久。唐末五代,渐趋活跃;进入北宋时期,在这里的外国商舶日益增多。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各国贸易,因而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海外贸易的需要,北宋政府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了提举市舶司(简称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无     

《诸蕃志》“南毗国”条补释

《诸蕃志》“南毗国”条载有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于泉州城南的记载。新发现一方南宋时期泉州市舶提举郭晞宗的墓志铭,墓志铭中记载了关于郭晞宗在泉州任职期间积极处理市舶司积累的问题,得到当时外国商人的认可,促进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后因病在泉州去世。墓志铭中记载了当时的印度商人祭拜郭晞宗,这是以往研究中未被重视的一段史料。     

泉州古外销陶瓷研究刍议

泉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名港口。公元8世纪前后,泉州在中国南力海上交通的重要性已经相当突出。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朝廷在这里设立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从而确立了其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历史献资料和西方旅行家的游记告诉我们,在南宋至元代（1127～1368年）,作为中国的航运中心、中外商品的集散地,它同亚、非近百个同家和地区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其无与伦比的高度繁盛,不可估量的财富积聚,被誉为“属于整个世界的一座城市”。在中世纪的海上贸易热潮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覆盖而最广的商品,不是别的,乃是中国的陶瓷器,陶瓷的外销在泉州港的兴衰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展开对泉州古外销陶瓷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

江南地区(本文述及的江南地区为苏松常杭嘉湖及江宁府与太仓州)的经济一直比较先进,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业的规模,商人活动的范围,商人资本的积累,均达到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徽州商人积极参予江南的经济活动,在商品流通领域大显身手,对江南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就徽商参予明清江南经济活动,及其在江南的经营状况、作用作一考察,以求教于学界方家和广大读者。     

《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评介

正2019年,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以下简称文集)一书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该书为出版社策划的"博文自选文丛"之一,作者从其执业以来写作的150余篇文章中遴选18篇,结集付梓。全书45万余字,分为社会治理、商品贸易、商人商帮、江南经济、江南人文和江南文书六个单元。书中所收论文,最早发表于1989年,最迟为2018年,前后跨度近30年。通读该书,笔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是作者治学不分畛域,且多能预学     

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

泉州安海商人,在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入清以来,随着郑芝龙、郑成功集团的衰亡,安海商人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而与此同时,泉州府晋江县沿海地带的商人们,却能够依仗海洋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因时而起,得到较快的发展,成为清代福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商帮.特别是随着清代中期台湾经济地位的提升及其与大陆经济交往的发展,晋江沿海商人形成了以闽台海峡两岸贸易为重心、兼及东南沿海船运商业的经营模式.清代晋江沿海商人在经营上的成功,是以充分利用家族、乡族的互助力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家族、乡族的联系纽带又使得商人们在经营关系和经济关系处于比较错综复杂的境地.这种比较复杂的经营关系和经济关系,将对商业资本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促进和阻滞的作用,因而对于以往关于家族、乡族制度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说法,有必要予以重新的审视.     

晋商与太谷秧歌

晋商以专用名词出现,其内涵指18～19世纪,以祁、太、平经济圈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善贾,驰骋华夏叱咤风云的光辉业绩。 太谷秧歌是反映区域经济及其一方水土的人情风貌和社会心态的地方剧种,是三晋大地文学艺术的又一奇葩,其传统剧目,犹如一面凸凹不平的反光镜,以滞后半拍的旋律,展现了当年晋商的形象。 太谷秧歌中反映商业的剧目（简称太谷秧歌商剧）,采用写实的手法,演出的形式,再现了当年太谷古城的繁华和商业的兴盛。 明末清初,在太谷这片黄土地上,卷起一股“走西口”、“跑关东”、“出塞外”、“下江南”的经商洪流。太谷商人沿着古丝绸之路,把买卖的半径扩展到地中海沿岸,让太谷人的“商行”、“票号”的招牌高悬在莫斯科街头。太谷商人通过买与卖的行为,获取了许多利润,在驾驭商品一次又一次的惊险跳跃中,将差价尽装商人腰包,经过几代人的艰辛跋涉,终于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一批又一批的商人群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出口贸易统制的建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逐步对出口大宗商品实施统制,但面对重重阻力,政策执行成效并不理想。淞沪抗战爆发后,长江下游航运阻滞丛生,商人不得不在诸多方面主动向国民政府寻求援助。国民政府适时通过中央信托局推出兵险,为商品运输提供保障,使商人对之产生依赖,并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等机构,在"调整"贸易的同时进行权力渗透。江阴、南京沦陷后,积压在汉口的出口商品只得通过政府控制的粤汉铁路运出,国民政府在初步完成权力渗透后整合中央与地方贸易机构,撕掉"调整"的面纱,将贸易调整委员会更名为贸易委员会,正式建立起对出口贸易的统制。     

浅谈明清时期牙人牙行对转运商人的积极影响

明清时期商品贸易的发展使牙人牙行大量出现,他们对转运商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积极方面表现在:使转运商人的收购或销售活动更加便宜;协助转运商人贸易,减少其受骗几率,保证交易的合法性;“带客”或“代客”买卖,缩短商人用于收购或销售的时间;在银钱交割和物流环节为转运商人提供便捷服务;以其专业眼光和丰富经验,在商业运营上给予转运商人必要指导和帮助。     

“福建会馆”款彩瓷弥勒佛

“福建会馆”款彩瓷鎏金弥勒佛系晚清至民国时期作品,高57.2厘米,为常人身高的三分之一。弥勒是未来佛。传说我国五代明州布袋和尚是其转世化身,时号长汀子布袋师,常在浙江省奉化县岳林寺,后端坐石上而逝。宋、明以来,江南诸寺多塑其身,在杭州更为普遍。在明中晚期,随着手工业纺织工场的产生和商业的发展,东南地区同籍商人常办有会馆,具有住宿、贸易和商会的多种功能,大大便利了同籍商人的贸易合作和信息交流,对促进社会进步和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走向世界的武汉商人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执行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丝毫没有通过出口增加财政收入的商业观念.那时,一方面限制外国商人自由地与中国商民交易,另一方面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亦加以种种限制.中国商人少有出洋贸易者,大多数商人只好把眼光盯在国内市场,从事农副业产口、土物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他们也难以大展身手,封闭在城墙内的或局限在庙会、集市中的狭小市场和有限的商品品种与商品流转额,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只能是一种内向型的.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固然有人们常说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同时它还有事务的另一面,即中国商人所进行的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国门打开以后,中国商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     

宋朝交通运输业领域的官民矛盾

<正>中国古代的行商,是指从事贩运贸易的流动商人。宋朝以前的唐朝末年,民间的远途贩运业已颇具规模,贩运队伍有专门的脚夫、马夫、船夫等不同分工。然而,唐代民间运输组织基本仍停留在商贩自运阶段。运输工具、运输人员、商队护卫等,基本仍内化在商贸体内部。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独立的民间运输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民间航运业发展尤为突出。宋朝时各经济中心间频繁的商品贸易与商品贸易的集约化,使得长江、大运河及东南沿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其表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以及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其时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是:一导致中国城市化新进程,二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三诱发资本主义萌芽。但这是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不能完成的原因是: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二封建势力的阻挠,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工业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谓“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只是中、英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同途径。     

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六

清代湖南城乡活跃着十多个省的商帮商人,其物质基础是湖南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关于清代湖南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详细情况,我已发表过三篇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清代湖南城乡各地方商人,是商品生产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清代湖南城乡究竟有哪些外籍商人?各地方商人的经济实力如何?他们又是怎样进行贸易活动的?这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湖南本地商人的情况,我将另文述及。一、江西商人。江西商人又名豫章商人,在明清时代,是我国著名的商帮之一。“(湖南)东界最近江西,商贾者有吉安、临江、抚州三大帮。余相牵引,不可胜数”。③所以,江     

明朝中国海商与澳门开埠

澳门开埠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近代贸易全球化的进程中,均称得上是一重大事件。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很快与活跃于南海的中国海商合作,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进行走私贸易。中葡商人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对明朝的贸易体制与东南沿海社会秩序造成冲击。在闽浙地区遭受明朝政府清剿后,中葡商人重返广东沿海,向广东官府疏通后,得以入居澳门进行定点贸易。当时广东海防的主要矛盾是明朝朝贡贸易体制与中、葡商人之利益冲突,澳门开埠乃为纾解这一矛盾而建立的缓冲平台。     

元代色目商人对泉州港的经营

元代色目商人对泉州港的经营修晓波在元史研究的领域中,色目商人的活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元代泉州是色目商人聚居的重要地区。近年来,治史的学者很重视区域史的研究,因为只有在点或局部的领域有所深入,才能在面或全局的范围内对所探讨的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高昌王国贸易史研究综述

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来自东西方的商品与商人汇集此地,进行中转贸易;而吐鲁番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文书及其它考古实物,为揭开吐鲁番贸易史的真相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学术界对吐鲁番贸易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本文对高昌王国时期的贸易史研究状况进行综述。     

亲水江南好风景

古往今来,多少讴歌江南美景的诗篇一直为世人所传诵。其实,江南并非某个地域的确切名词。古城泉州的江南尽管不能与白居易笔下的江南相提并论,然而,作为一片正在开发的城市处女地,其生态环境、人文遗迹,却展示了古城泉州江南的崭新风貌。     

宋代泉州水军初探——以左翼军水军为例

泉州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重镇,早在宋代就通过频繁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鉴于泉州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朝廷为维护泉州社会的安定与和平,派驻军队,并招募了相当数量的士兵,以打击山贼与海寇。在这其中,水军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朝廷的重视,南宋早期组建的左翼军水军拥有较高的战斗力,在历次与海寇的战斗中,都表现出色,有效地维护泉州海外贸易的平稳与海道的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