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谭嗣同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变

近代思想伟人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谭嗣同:“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迭,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确实,不论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还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谭嗣同都是一个令人瞩日的特殊人物:他的一生行为富于传奇色彩;他的思想言论锐利激进、惊世骇俗;他在变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堪称中流砥柱;他的英勇就义慷慨悲壮、惊天地泣鬼神。作为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谭嗣同尖锐批判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热情宣传先进的西方新文化,执著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而跻     

熙丰变法与宋仁宗形象的提升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基本上算是个平庸之君。他在位期间,臣僚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不过,其形象却在身后得到极大的提高,这一过程始于熙丰变法时期。神宗与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遭到元老重臣的反对。但神宗不为所动,元老重臣转而反对变法,鼓吹祖宗之法不可变,更积极地制造赞颂祖宗之法的舆论,仁宗的形象也被美化。仁宗形象的提升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吴镇及其“渔父”渔隐山水画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元代山水画大家吴镇的艺术人生与交游、绘画变法主张和文人墨戏写意绘画理论以及山水画艺术成就的研究,揭示吴镇在元代山水画文人化、人格化变法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即他创造了游戏于万物之表的“渔父”渔隐山水,其充满闲云野鹤格调的“阔远”山水风格,达到“与古人为敌乃成名家”的境地。     

光绪皇帝·戊戌变法·西学东渐

清光绪帝载循四岁即位登基入承大统,在位34年（1875年－1908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终生处在想槽太后的淫威之下。光绪皇帝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激烈的时代,面对国家的安危和个人的不幸,光绪皇帝“颇想有所作为”。他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①他勇于“向前看”、勇于“向西方学习”。②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戊戌维新变法,这两件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震撼世界的大事中,他励精图治、救亡图存、反思进取。在他生命的后期,他虽然被囚流台,长期与世隔绝。但他从不放弃实…     

王安石 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欧阳修曾对他竭力提携,司马光曾是他的好友,最后都成为变法的反对者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     

战国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

战国时期的社会改革,是中国历史画卷中光彩夺目、激动人心的篇章。自公元前445年魏文侯改革起,经楚悼王吴起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韩昭侯申不害改革、齐威王邹忌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燕昭王乐毅改革,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变法之风席卷中国大地。这场改革,自上而下地完成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飞跃,其兴起之普遍、历时之久长、根源之深厚、内容之丰富、成效之卓著、使命之重     

试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之原因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时代。在这数百年间,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革。其中,社会经济的变革尤为引人注目,其变革之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文章着重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思想的发展、商业对社会经济的分解作用以及当时各诸候国的变法改革四个方面,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睁眼看世界 挥洒爱国情——评黄遵宪和他的爱国诗篇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沉睡的酣梦。“强国御侮”为时代之音。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使主张维新变法的首领康、梁“至今才了解”“日本之所强”,“中国之所弱”,称之为“海内奇书”。黄遵宪进历亚、美、欧、非四大洲,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其《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是时代之最强音,被誉为“史诗”。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李承之与熙丰变法述论

李承之是宋神宗朝变法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担任过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权判司农寺等变法要职,而且参与了新法的制定,多次任察访使,监察督促新法的执行,为变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李承之与王安石等人的种种矛盾,其变法贡献长期隐而不彰。     

宋恕维新思想述论

宋恕是近代维新思想家。早在1892年,他就给李鸿章上书,提出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易西服的变法主张。他反对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把秦汉以来的儒学视为阳儒阴法之学。他以复兴孔孟儒学为己任,要在“复教改制”的前提下进行变法。他主张学习日本,实施全民义务教育。他同情妇女苦难,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主张,其思想在当时维新派中是较为突出的。     

改革难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国耻使慈禧痛定思痛,思想上开始从血腥镇压变法向富国强兵转变,自图变法。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一篇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上谕”中指出变法之难：“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     

吴玉章三次出国之行

正吴玉章(1878—1966),原名吴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他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吴玉章一生,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他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他的一生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其人生轨迹看,吴玉章的思想之所以不断发展变化并走在时代前     

再论戊戌变法中的张之洞

戊戌变法时期,各政治派别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给变法的实施增加了难度,这要求变法主张者争取广大中间力量的支持,注意推进变法的策略。传统观点因张之洞与康、梁对变法进度不认同而认为张之洞是反对变法和反对维新派的。其实,张之洞是统治阶级中支持变法的中间力量,他与维新派的分歧在于变法策略的不同。     

恩爱姐弟恋·梁启超与李蕙仙

正中国近代史上康梁齐名,二者既是师生,又是变法的政治战友。但论及真实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做学生的梁启超要超过其师康有为。论学术,梁启超的新史学可谓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方法;论文章,其风格汪洋恣肆,一篇文章可敌十方报纸,袁世凯孙中山都争着要他;论政治,他眼光敏锐,总能以今日之我打到昨日之我,一生总是选择正确方向:从最初拜倒在康有为门下接受的君主立宪,到无     

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康有为、袁世凯在戌戌维新运动的前期,即酝酿期,其思想和行动基本上是一致的。康有为频频上书皇帝的同时,袁世凯向光绪皇帝上了一个13000字的条陈,还向当国的翁同稣连连上了两个说帖。他们殷切希望朝廷迅速变法,挽救民族危机。这一时期。康、袁间的交往与合作是愉快的,他们思想及行动上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新运动的迅速开展。戊戌维新运动的后期,即实行期,在怎样变法的问题上,二人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变法的力度和范围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大变、全变,并把政治改革作为变法的关键。袁世凯力主变法,变法范围限定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反对政治改革。在变法的方法和步骤上,康有为主张由上而下,先从中央政府开始,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雷厉风行。袁世凯则认为,变法应由下而上,先地方后中央。二人思想上的不同导致了行动上的分离,袁世凯早已从康有为变法阵营中游离出去。而康有为不察,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对于袁世凯告密,我们在谴责他政治品格恶劣的同时,忽略了他和康有为思想上的差异。     

司马光史论的特点

我国古代史学有讲究经世的传统,所以论史往往寓论政,司马光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是其史论的一大特点。司马光论政中有论史。如他晚年乘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之机,反对变法,建议更改新政。但又担心议者有“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之说,于是,一方面强调,“彼谓无害于     

退休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个十足的悲剧人物。他有矫世变俗之志,却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他曾经抱着＂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苦用心,力排众议,不惧流言,推行新法。结果呢,变法没有取得成功,却在熙丰政见之争中,彻底败下阵来。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