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的＂拍照门＂及其＂革职案＂

1909年6月,直隶总督杨士骧病逝,朝廷急调两江总督端方补任。直隶总督为疆吏领袖,为人瞩目。端方上任后不久,朝野喧传端方将被调入军机处,舆论认为他行将大用,但在11月下旬他却突然被革职,政情的诡谲变幻真是出人意料,端方因何缘由被革职？     

也谈林则徐任职江苏

《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四期刊载了徐兴学的《林则徐在江苏》一文,其中关于林则徐官职的表述值得商榷。兹举证如下: 其一,该文开头称:“从1823年开始,他历任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江苏巡抚,直至1836年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但是在钱实甫的《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并无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及两江总督的记录。《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林则徐传”载:“(道光)二年,(林则     

国学图书馆始末

国学图书馆的前身是筹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公共图书馆之一,为两江总督端方倡始,著名学者缪荃孙为总办(即馆长)。馆址在今南京龙蟠里9号原惜阴书院旧址,环境幽     

风雨兴衰“陶风楼”

风雨兴衰「陶风楼」■文／李健南京汉中门附近的龙蟠里９号,是南京图书馆特藏部所在地。其中有一幢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陶风楼”,是我国近代最早建立的图书馆之一——“江南图书馆”的旧址。江南图书馆始建于１９０７年。当时,身任清两江总督的端方拟在...     

《均满汉以策治安折》出台过程及版本研究

奏折是君臣之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其形成过程受制于多方因素。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所上《均满汉以策治安折》,从起草到上奏历经两年,期间几经改动,与政局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形成的不同版本侧重不一,反映出上奏者端方身份变更前后政治决策与运作的调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收录的端方《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广为学界引用,实际并未上陈。该折撰稿人熊希龄随端方出洋考察,期间暗中联络梁启超撰写考察团回京奏陈,亦受梁氏思想的影响。光绪三十三年(1907),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皖案发生,促使端方对此折做出大幅度修改,形成《均满汉以策治安折》上陈,与袁世凯有着直接关系。奏折这类文献的形成与出台是动态的过程,将其放在时局赓衍中考察,每封奏陈都是一个“生命体”,构成研究的对象。     

江苏绅士会同巡抚为张之洞建专祠折抄件

《奏为已故督臣勋绩卓著遗爱在民吁恩准建专祠以昭崇报恭折仰祈》,乃江苏绅士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等会同江苏巡抚程德全,“为已故大学士前两江总督臣张之洞于江宁省城(今江苏南京)建立专祠”折抄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知此折是呈给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进呈于宣统二年(1910年),即前两江总督张之洞病逝的第二年。这一年,程德全刚调任江苏巡抚,也是最后一任江苏巡抚。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宣布江苏独立,改宣统为民国。     

端方与东沙岛交涉——兼补《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之不足

光绪三十三年,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占据。清朝外务部电令两江总督端方与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文章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考证清廷对东沙岛的调查取证情况,分析交涉期间中央与地方对东沙岛的认识,并介绍端方在交涉中的作用。同时,勘正《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一书的个别错误。     

陶澍选婿择媳之法

正陶澍,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元年(1821年)任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年)升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官至宫保尚书、太子少保,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卒,谥文毅。陶澍在道光皇帝眼中,是被特别垂青的能臣干吏,为疆臣督抚之中翘楚。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言,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四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为政老练宽达;     

端方与南洋劝业会

端方曾任清朝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及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近代史论著提及端方,首先是他1905年被清廷任命为出国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回国之后鼓吹预备立宪以消弭革命。其次是1911年担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清军前往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似乎端方只是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动历史人物。近年来作者接触到一些有关端方的史料,发现其晚年思想的演变及某些活动事迹,尚未     

曾国藩巧用金陵折扇为干爹打官司

曾国藩曾三任两江总督,一生与南京结下难解之缘,留下了许多珍闻逸事。其中,同治年间,巧用一把金陵折扇,为他的干爹“摆平”了一场差点酿出人命的官司,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斡旋与睿智,既给足了地方官员的面子,又避免了干涉地方公务之嫌。     

端方与《陶斋评权图》

中国文物研究所藏现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陆和九(1884-?)辑《吉金图释权本》,100开。其中第21开是一幅照片,《陶斋评权图》见下面。“陶斋”是清代著名文物收藏家端方的号,“权”则是指秦铜诏版及秦权量器。照片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阴历十月六日,是端方与好友一起赏玩、品评秦权的留影。当时端方任湖北巡抚,而照片的背景正是清末典型的官府衙斋,由此推断照片拍摄地点当为端方在武昌的官邸。照片中的端方戴着一副当时尚属罕见的眼镜,身着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帽,留两     

百年沧桑话“南图”

坐落在长江路的南京图书馆新馆即将竣工,站在这座宏伟高大的现代建筑面前,不由地想起南京图书馆的前身——筹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江南图书馆,它是由清两江总督端方动议并创办的中国最早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是收藏书籍并阅读的场所,在我国早以由私家藏书楼形式出现,宁波的天一阁、上海的书隐楼和南浔的嘉业堂,在明清时期号称“江南三大藏书楼”。其中的天一阁始建于1561～1566年(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之间,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清末时期,虽有许多改良人士都倡导“教育救国”,纷纷在各地创…     

郎廷佐首督两江

南京长江路292号建筑遗存,俗称“总统府”,清朝时是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清朝第一任两江总督,是汉军镶黄旗人郎廷佐。清朝立国伊始,明朝残余蛰伏流窜、伺机而动,南方百姓颠沛流离,政局不稳。虽从顺治四年(1647年)起,就先后任命了马国柱、马鸣佩等人为江南、江西、河南等省的总督,但总督的设置和管辖的区域,时有变化,分合无常,少时全国仅设二三人,多时达十六七人。直到康熙四年(1665年)才基本确定,全     

鄂海任“陕西总督”考略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康熙朝重臣鄂海曾任“陕西总督”一职,但《清史稿·鄂海传》、《八旗通志》、《清史列传》、《满名臣传》、《国朝耆献类征》等鄂海传记均载:鄂海,温都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鄂海由云贵总督移督川陕。六十年(公元1721年)五月,鄂海办理军前粮饷而以四川巡抚年羹尧代为总督。事实上,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允任抚远大将军,指挥西部对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因军机紧要,康熙帝特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而鄂海由四川陕西总督改为陕西总督。这一过程是鄂海的以上五种传记所忽略的。据《清圣祖实录…     

清雍正朝《浙江通志》标点本出版发行

清雍正朝《浙江通志》是迄今为止浙江省体例最完整的一部省志。全志分541门280卷,《四库总目提要》称该志“视他志体例特善”。此志自清雍正九年(1731)开局编纂,先后四任浙江总督主其事,至雍正十三年(1735)历时五年成书。乾隆元年(仃36),总督曾筠具表进呈朝廷,《四库全书》据此原刊本予以收录。     

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兴起

本世纪初,随着新学制的推行和新式教育的普及,公共图书馆事业日益受到清政府的注意,一个为提高民智而兴办图书馆的运动迅速在各省兴起。1904年,湖南、湖北分别创办图书馆,并对外开放,成为我国最早设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1912年改名江苏省立图书馆,即今之南京图书馆。1909年,清朝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由著名学者出面向各地书肆及藏书家广征图籍。之后.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浙江、云南、广西等地相继创办了省立公共图书馆。其中京师图书馆是新兴图书馆中最著名的一所。     

《清史列传·文苑传》正误二条

一“徐世溥……父良彦,官宣大巡抚.”(中华书局点校本5692页) 按:“宣大”应作宣府。明制,宣大设总督,宣府、大同各设巡抚(见《明史·职官志》)。徐良彦未曾官宣大总督。徐良彦官宣府巡抚,见于《明史·瞿式耜传》记载。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宣府》云:徐良彦,天启三年十一月任,五年二月     

晚清知名学者、教育家黄彭年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贵州贵阳人。士宦家庭出身,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十一年(1861),受聘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同治初年(1862),受四川总督骆秉章之聘入幕,参选军政。未久,受陕西巡抚刘蓉聘,入西安主讲关中书院。十年(1871),直隶总督在保定设局纂修《畿辅通志》,聘黄彭年为主修。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聘黄彭年兼任莲池书院主持。八年(1882),黄彭年被荐湖北襄郧荆道道员,施升湖北按察使。未久调陕西,升署布政使。十一年(1890)调湖北布政使,赴任不久病逝于任上。黄彭年为官清廉刚正,勤于政事,…     

南洋劝业会的倡办与选址

张振勋倡办南洋劝业会100年前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界的一件大事。第一个倡办南洋劝业会的人,一般人认为是两江总督端方。但追本溯源,应当归功于爱国华侨张振勋,端方仅仅是上奏表示愿意承办南洋劝业会而已。     

官办商报：清末督抚控制舆论策略研究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上海道台蔡乃煌利用官款大规模收购民营报纸,将《申报》《中外日报》《舆论时事报》等据为官有,借以控制舆论,这些报纸被称为“官办商报”。作为一种运作舆论的手段,官办商报在抵制革命党的宣传等方面起到一定效果;但官办商报经常卷入内部政争,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干预,同时也刺激了报人借报勒索的行为,端方等始作俑者反受其害。官办商报与其他民营报刊的矛盾日益深化,最终在御史和谘议局的反对下废止。光宣之际官办商报的推行一度强化了清朝官方对上海报界的控制,却无力改变报刊舆论的整体环境,最终也无法阻止各报的激进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