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经”“史”:“古史三系说”之本意及蒙文通学术旨趣

蒙文通的古史研究在民国学界破旧立新的古史运动中有意无意地起到推波助澜之功效,《古史甄微》中打破上古一元的古史三系说,也暗合了当时"新史学"所高举的"古史多元观",蒙文通由此而日益受到民国学界的重视。但若回到蒙文通自身的学术脉络,不难发现,《古史甄微》旨在"羽翼经学":通过追溯三皇五帝说的起源,以地理、民族、文化的视角创立古史三系说,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 ,为此新世纪的古史研究需要有突破性的进展。其主要内容是 :(1 )在现代研究的水准上寻求建立真正合理和科学的古史史料学基本理论 ;(2 )寻求建立成熟的解释性工作的基础和提高其水准 ;(3)依课题的要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合理的跨学科研究并寻求建立合理的规范。在可能形成的新范式下的中国古史研究将是有坚实的史料学依据的 ,是有深刻说明力和思想性的 ,是因为具有多学科方法的合理支持而真正科学的。     

土地所有制与中国奴隶社会

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有论者将七十年采的研究成果归纲为”三论五说”八种不同意见。三论即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这是早在40年代形成的三种主要意见。五说即后起的与战国封建论意见相近的春秋统一说和秦统一说，与魏晋封建论意见相近的西汉统一说，东汉统一说和东晋统一说。近年来又出现一种无奴隶社会说，持这种意见的论者或认为“夏商是封建社会”，或认为“夏商二代可以称之为‘氏族封建时代”’。说法虽然不同，但都“不再套用‘五种社会形态’的演变模式”。都认为中国在原始社会之后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而是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阐述了史学界对“古史辨派”史学评论的历史,提出应从“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使命、“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以及“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古史辨”的实践与科学价值。     

三皇五帝时代的再思考

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辩证上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对中国的古史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对古史尤其是上古史给予否定,其最为重要的论点认为上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伪造的古史系统","三皇五帝"时代也被完全推翻。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     

现代性与“古史辨”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以进化史观作为怀疑古史的理论基础,以科学理性的认知观作为疑、信古史的基本准则,以由进化观念演变而来的历史演进法作为考察古史的思维工具,并以假设与求证的方法作为考辨古史的主要方法,这在历史认知与解释层面上鲜明地体现出现代性特征,并使得顾颉刚的史学观念、思维方法在学术理念与治学方法上大大超越了以清代汉学家及疑古学者、晚清今文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疑古辨伪之学,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顾颉刚在运用其具有现代性的史学观念、方法时,因应其进化论的预设而过度使用“默证法”,在历史演进法的使用上囿于“一元单向”演进模式的窠臼,在假设与求证中未能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些都影响到“古史辨”理论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     

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是我国20世纪20-40年代古史研究的主要派别,对我国史学尤其是上古史研究影响深远。疑古精神、对进步史观的积极追求与接纳的态度、对古史资料考信而后用之的原则、注重历史与考古研究结合的治史方法,以及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设想,是古史辨派留给我们的史学遗产。新古史体系的建设道路并不平坦,搞好新古史体系建设较为根本的对策就是在总结和继承古史辨派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切实加强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沟通与合作。     

古史儒化现象探析——以井田制、禅让制为中心

先秦儒家以古史传说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先秦古史的思想学说。经过逐世层累,一些传说被当成历史事实,儒家的相关主张也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剥开儒化古史,可窥见先秦古史的本来面目;透过儒化古史,先秦儒家的思想特质亦可得以展现。剖析古史儒化现象既可寓儒学思想研究于古史之中,也可为我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研究开辟新路。     

跨越疑古思潮 重建黄帝世系

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认为黄帝世系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是战国秦汉间的人所伪造。并认为大禹以前纯为神话时代,毫无历史可言。在此观点影响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华夏形成多元论,成为当今史学界压倒的观点。本文批驳了古史辨派的观点,认为夏、商、周同祖同源的中国古史黄帝世系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钱穆古史地理研究述论

钱穆是民国时期研究古史地理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在他长期的考地研究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探检古史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他把这一套理论、方法概括为“地名原始”“地名迁徙”“地名沿革”三原则、三通例,并自觉运用到古史地理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对于推动传统的舆地之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尤其是推动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受当时疑古思潮和中原文化中心说的影响,加之过分重视地名迁徙理论,泛用声训、训诂,缺乏对考古材料的关注,他治古史地理的一些结论不免会有诸多可商榷处。对钱穆治古史地理理论和方法得失的检讨和总结,既可加深对民国历史地理学的认识,也可为当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史地学报》及其文化立场

《史地学报》是《学衡》的兄弟刊物．在“古史辨”运动中所持的是“信古”的文化守旧立场。柳诒徵和竺可桢分别是历史学、地学的导师．他们打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史地学的基础．并在师生中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融入了大学的人文传统之中。     

告别黄宗智

40岁时从政坛回归学界,决定出国留学。尽管我原先治中国古史,但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高理想是学贯中西。只有掌握西方学术,才能从新的角度观照中国的学术文化。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以前的学生营红。当时她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留学,很快就收到回信。     

丁山的神话研究

丁山的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野心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由于他片面依赖比较语言学方法,缺乏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的理论视野,故其考证多失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古史辨、文化实践与蔡元培的民族学观

关于蔡元培的《说民族学》一文,学界多强调其所厘清的＂民族学＂之学科内容,而甚少探讨蔡氏所阐述的民族学研究在中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蔡元培的民族学观影响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学术规划,中研院民族学者凌纯声的研究中的古史辨视角与文化实践内容即具体呈现蔡氏眼中的民族学之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既能为我们综合理解民国民族学提出另一个思路,也为我们整体地看待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历史的参照。     

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

章太炎自1920年代以来发表大量批判“古史辨”袭取日本人疑古余绪之言论,但其连番讥讽一直未引起注意或讨论。本文即以此为起点和观察视角,重新探究“古史辨”的日本因素,并在上世纪初中日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探讨胡适、顾颉刚接触日本相关学术的可能性,观察他们在时代变局下的治学心态。最後,本文将比较“古史辨”与“束洋学”兴起的原因与目的,以及它们与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当然,藉着相关探讨,我们能同时看到世变之下史家在建立学术事业过程中显露的人生宗旨、学养情操,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历史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     

"故事"与"古史":贯通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

一般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与"释古"两条学术路向分别代表了破坏古史和重建古史两条不同的路线。这一看法大体成立。但二者在观念上也有不少相通乃至相同的地方。一方面,"重建派"学者在研究中也运用了与顾颉刚非常相似的"层累说"观察古史的构成,而历史研究中的"故事眼光"更成为贯穿"疑古"和"释古"的一条道路。另一方面,"疑古派"在辨伪过程中也发展出来一些与"重建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观念,但因其给人留下的"破坏"的形象过强而被忽视了。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夏商之际王朝文化北向传播的通道及背景探析

夏商之际,分布于燕山一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商王朝文化长期并存发展,更为强势的夏商王朝文化必定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施加了一定影响.本文依据考古资料,首先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辨析出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等夏商王朝文化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夏商之际中原地区的王朝文化对北方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向传播的通道.同时,对王朝文化北向传播的背景等进行分析.     

李济考古学研究方法浅析

李济在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古史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等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贡献。他主持或参与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历次殷墟发掘,并终生致力于殷墟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就是在他领导或参与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下形成、发展和完善的。他积极倡导并参与了上古史的重建,他的实践为古史研究构建了一条新的可行之路。李济还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学术眼光的学者,能够从世界范围内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传播和交流。他的这种宽阔的学术视野使他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