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辉县琉璃阁春秋大墓的国别

本文通过对琉璃阁春秋大墓随葬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的排比分析,对其年代进行了推断;根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礼乐器的规格对墓主身份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论证了墓主应为春秋中晚期晋国的范氏卿族。     

莫道恩公身已死 天下还有识君人

春秋后期,晋国有个叫豫让的人,很有才华。他先后到上卿范氏和中行氏家当过家臣,可惜不被重用,于是改投到正卿智伯门下。智伯很欣赏他,尊他为上宾,人前背后,恭敬有加,遇上要事,都会跟他商量。豫让十分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就在这个时候,智伯跟当时晋国的另一重臣赵襄子发生武装冲突。智伯兵败,被满门抄斩。豫     

晋国狐氏宗族的兴衰

狐氏宗族从晋献公时进入晋国,狐突被献公任命为太子申生的御戎,其子狐毛、狐偃跟随重耳流亡国外十九年并帮助重耳成为晋君,回国后被晋文公重耳重用,为晋国的霸业出谋划策,立下汗马功劳。狐偃死后,其子孙并无大的建树,狐氏势力逐渐衰落。公元前621年,贾季奔狄后,狐氏宗族彻底淡出晋国的政治舞台。     

晋城名号考说

晋城名号向无定说 ,计有因春秋封晋君于高都说 ,因奉祀春秋晋国君于高都说 ,因地处春秋晋国封域说。无论那一种说法都与公元三世纪之司马氏晋国无关。本文旨在说明晋城名号不仅仅与春秋时代的晋国有关 ,且与后来的司马氏晋国有关。晋城名号应当是春秋晋国与司马氏晋国的合璧     

从侯到霸：“曲沃代翼”对晋国霸主政治的形塑

“曲沃代翼”常被中国古代史书作为东周晋国史的肇端,其缘由不仅在于它是春秋初期发生在晋国的小宗篡夺大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是晋国从周王室之侯伯到诸侯霸主身份转化的关键性转捩点。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晋国“新”“旧”政权的更替,而且还是周代权力结构从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演进的标识性事件。该事件的肇始者晋国桓叔,是在前有殇叔自立、后有文侯夫人干政的背景下开始代翼图谋的。代翼后的曲沃宗子积极构建晋国新政权合法性：对外积极寻求获取周王册命使其晋君身份合法化,对内则从自觉意识、迁都、书史、祭祀和宗法等方面着力进行政权合法性建设。晋国曲沃一系在“曲沃代翼”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不仅形塑了随后晋国霸主政治的底本和理念,而且对晋国历史走向和春秋霸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考古发现谈晋文化在河南的传播

从春秋早期开始,晋国向外扩张,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晋文化.春秋中期之后,三家分晋,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国,晋文化也衍生为三晋文化,从山西走向中原.豫西和豫北曾是晋国的范围,韩、魏的版图主要在河南,赵国也涉及到豫北一部分.因此,晋和三晋均与河南息息相关,晋文化和三晋文化自然在河南传播.     

百集档案文献纪录片《记忆》解说词（第71—84集）

<正>第71集：侯马盟书再世档案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侯马盟书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古代档案。山西简称晋,源于3000年前,这片土地属晋国。晋国在历史上存在了600余年。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最有实力的一位霸主,从其肇始,晋国称霸长达一个世纪。春秋末年,晋国被魏、韩、赵三卿瓜分,史称“三家分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战国时代。     

明刻孤本文献《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相关问题考述

文章对现存北师大图书馆藏明刻孤本文献《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的作者、刊刻时间与动机、内容等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明确了《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的作者应为嘉万年间休宁林塘范氏宗族的居乡官僚、理学家、学者范涞,约成书于万历十九年十二月之前,刊刻不晚于万历二十三年十月。《新安林塘范氏宗规》为四卷本,似为范涞所编撰的六卷本《宗规》的缩减单行本或残本。由强调日常观览使用、注重实用的功能定位决定,《新安林塘范氏宗规》除收录“条约”即狭义族规外,还广泛收录宗祠“仪节”“祝文”“具修”等能够满足宗族日常运转和族人日常生活需求的实用知识内容。文章还借助于万历《休宁范氏族谱》所载相关内容,对现存《新安林塘范氏宗规》破损残缺或漫漶不清之处进行了考证复原。     

从草洲到码头:咸同以降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与码头经营

在江汉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组织发展与水域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以往研究表明,清中期及以前的江汉平原,对湖产和垸田的争夺是该时期宗族组织建设的主要诱因和推动力。但对晚清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宗族的研究并未延续前述思路,多从近代化的角度予以阐述。从晚清民国时期黄陂范氏的宗族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到江汉平原宗族组织如何适应、利用新形势来维护和延续业已形成的"业权"所属。从湖产、垸田争夺到码头开发,构成了清代以来江汉平原湖区开发的历史缩影。     

晋献公的成与败

正一部晋国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春秋史。在众多晋国国君中,最赫赫有名的,自然是非晋文公莫属。他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强盛一时的楚国,"取威定霸",确立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跻身于"春秋五霸"之列。这固然是晋文公本人主观努力、麾下三军将士效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春秋以来晋国长期发展壮大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晋献公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浅析晋国栾氏家族的兴衰

宗族对晋国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栾氏出自靖侯庶孙栾宾的后代,为晋国的旧公族,但家世并没有占多大的优势。自献公实行"无公族"制度后,异姓大夫凭借才能崛起。栾氏也凭借功劳开始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并有所贡献。特别是作为晋国的执政卿,对晋国景、厉、悼三代的发展尤为重要,但后来又成为卿族兼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本文从栾氏家族世系和在晋国政治上的掌握政权情况入手,通过其政治地位的浮沉来探讨其家族的发展兴衰的主要原因。     

晋国青铜器铸造工艺中的两个问题

晋国为春秋五霸之一,时间延续了108年,历年出土的青铜器极为丰富。晋国铜器多精品,春秋中叶以来晋国青铜艺术由西周青铜艺术风格转变为具有鲜明区域性与地方性的青铜艺术风格,以晋国铸造的青铜器为首构成了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类型。特别是1988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晋国赵卿墓,出土器物中青铜礼乐器、日常生活用具品种齐全,形式多样,有的器体硕大,有的器形前所未见,可作东周时期晋国青     

家族、图像与南巡故事——《万笏朝天图》考析

《万笏朝天图》是首幅以乾隆南巡为主题的清代绘画长卷,组织绘制者范瑶系范仲淹二十世孙。根据范瑶著《纪恩日录》所记,该图卷描绘的是乾隆帝首访天平山范氏园邸的情景。雍乾之际,范氏宗族发展每况愈下,危机重重。作为宗族领导者,范瑶力行改革,多措并举重振家风,并试图通过接驾、献图等重建家族与皇权的密切关系。《万笏朝天图》即为江南士人家族与皇权互动关系的见证。     

晋国新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文化追求——《国语》札记

春秋后期,晋国的都城从翼城迁移到新田（在今山西侯马）,从而进入了积极进取的新田时期。在这一时期,晋国的最高政治成就是春秋后期的百年称霸。这百余年的称霸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谋略之外,晋国在这一时期的道德建设和文化追求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此问题,兹仅就《国语》所载略陈陋见,冀再能扩大研读范围,作更深入探究。     

晋国新田文化的历史地位

随着晋景公迁都新田,晋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田时期。新田作为晋国后期都城,自景公十五年(前585)迁都至晋静公二年(前376)三家灭晋而“晋绝不祀”,历经十三世国君209年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晋国化即称作“新田化”。新田时期连结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属于春秋和战国相交的过渡期,因而在春秋战国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折意义;这种转折意义直接规定了新田化的发展格局,也集中突现出新田化的内涵特质。     

侯马东周遗址铸铜陶范花纹所见

据历史文献记载,东周晋国晚期迁都于"新田",地处于汾、浍三角地带。1956年文物普查时,在这一带即侯马西发现了相当于东周时期的晋国城市遗址。近年来在这个遗址的附近通过发掘又发现了数万件铸造铜器的陶范残片。从地层、陶片以及陶范所涉及的器形和花纹对照,这些陶范大致属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中期。     

侯马盟书

春秋。 右：纵8．5厘米,左：直径5厘米。 山西侯马市晋国遗址出土。 晋国晚期,“公室衰微,六卿专权”。权卿们为寻求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盟誓”活动频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盟书5000余件,文字可辨者650余件．     

试说侯马铸铜遗址

距今四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创造了很多令人耳熟能详的奇迹,诸如夏九鼎、商司母戊鼎、周原窖穴青铜器等,但更多的奇迹出自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田。新田即今侯马。晋都新田也被考古工作者称为侯马晋国遗址。其中发掘的侯马铸铜遗址,其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了青铜时代的巅峰。     

春秋青铜器制作技术研究

一九八八年,山西省考古所和太原市文管会在太原南郊金胜村附近联合发掘了一座晋国正卿赵氏墓.编号为 M251,获得了一大批造型优美制作精致的青铜器,堪称中国青铜艺术瑰宝。就其种类而言,可谓“礼、乐、兵、舆(车马器),四类齐备”,各类青铜器的数量,也大大超过其它同时代同一类型墓葬。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而赵氏又是春秋晚期晋国执政者,所以,这批青铜器代表了当时青铜制造技术与工艺美术的一定     

田亩改制:赵简子的土改革命

正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竹简,其中有《吴问》残简九枚,记载了吴王阖闾与孙子之间一段简短而深刻的对话,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阖闾问孙子:"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下同)孙子说,"范氏、中行是(氏)先亡","智是(氏)为次",然后是"韩、巍(魏)为次",最终"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要知道,当时正是六大卿族驰骋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