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射礼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兼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

经学解体之后,"三礼"学研究也实现了学术转向。礼制问题成为历史研究中制度文化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一些学术规范,如史料辨析和分区分段方法,也影响到礼制研究。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商周射礼研究在近百年来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新近出版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先秦礼制研究尤其应当注意"史料批判",既要充分吸收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也要避免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进行牵强对应。     

论两晋礼学对郑王之学的择从及其学术史意义

研究者或以西晋所撰新礼为据,或以郑王之学在两晋官学中的处境为据,去评估郑王之学对于两晋礼制礼学的影响。然而检视相关史料,西晋新礼并未有效实施,两晋官学也难有作为。两晋礼无定制的现实特点决定,郑王之学在两晋实际影响当从礼家学术观点博弈中及朝廷礼制的实践中去考察。就丧服学而言,西晋兼取郑王为用,东晋虽出现了朝廷与缙绅阶层在礼制上的若干分歧,但总体上也是参用郑王而酌其中。晋代礼学兼用郑王的事实为南北朝两种礼学体系皆渊源于西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礼学史的支持。     

释■——新蔡楚简中的衅礼

在战国新蔡楚简中有一“”字,此字即典籍中用作衅礼之“”字。其重要性在于它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衅礼以及与其相关事物的可信,这对于先秦时期礼制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春秋》三传立主制度发微

关于春秋时期丧祭设立庙主的制度,《春秋》三传各有所论,汉唐以来诸儒多以三传所言为一种统一的制度。但实际上《春秋》三传关于先秦立主制度的论述,各有其义,并不能混为一事。郑玄、孔颖达合三传所论为一,不能代表汉代《春秋》今文学家的本意,亦与春秋礼制的实际不尽相合。而《公羊传》《穀梁传》的立主之说则很可能是战国礼学家构建的整齐之制,一定程度上掺杂了后儒理想化、规范化的认知,其所论述的制度并不一定为先秦礼制的实际。     

试析隋唐学礼中的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原本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宴礼仪;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繁荣,乡饮酒礼逐步与学校联系起来,在各级学校举行,并且得到隋唐统治阶级的重视,并将它定位成一种学礼。隋代承袭了汉晋以来的乡饮酒礼在中央、地方并行的现实,并使之固定化,朝着礼制化的道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唐朝时期",宾贤能"的功能超过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强调,乡饮酒礼与正齿位礼分离,现实生活中只在地方施行,并且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载入《大唐开元礼》,从而完成了礼制化过程。随着隋唐时期乡饮酒礼的推行,其所代表的"宾贤"、"敬老"、"谦让"的礼仪伦礼观念更进一步地深入到社会民众的意识之中并产生了影响,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朔望烧香祭祖礼仪考源

朔望烧香祭祖礼仪在我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其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形成与先秦以来的礼仪传统及道教、佛教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烧香"祭祀礼仪随着汉代以来香料的传入发生演变,后被道教所吸收。至南北朝时期,道教将烧香仪式运用于每月朔望为亡故先人祈愿等活动,使得朔望烧香祭祖礼仪得以形成。另一方面,自佛教传入后,烧香礼仪在我国获得推广和实践。南北朝时期,佛教烧香与先秦以来的朔望祭祀传统相结合,亦推动了朔望烧香祭祖礼仪的形成。     

殷墟卜辞中的礼

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大型的政治军事行动称为大作,殷墟卜辞中有"令尹作大田"的记载,大田指大田礼。无名组卜辞中有"作礼庸",礼庸指常礼。商代礼制中有"旧礼"和"新礼"区分,合于先秦思想家所说的损益之道。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导读

正新年伊始,《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全体同仁恭祝老友新朋万事如意,盼请多赐佳作。本期刊发了20篇专题论文、书评和札记,主要涉及礼制、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诸领域。《从大河口鸟形盉铭文看先秦誓命规程》依据新出西周金文资料和传世文献,考察了两周时代的誓命规程。《周代"籍礼"补议》对先秦时期籍田和籍礼制度的起源和程序提出了新的意见。《北魏太武帝庙号升格问题考议》考察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庙号变     

汉代乐钟编列制度初考

两汉之世,青铜礼乐器的使用渐趋衰落。西汉出土的完整编钟资料已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东汉时期更未有完整编钟出土。尽管如此,通过研究发现,西汉时期编钟至少有三种以上组合情况,包括"5甬14纽""4甬9纽""5甬10纽"及其他,且这些编列制度在东周时期皆有所本,可能分别源自"5镈""14纽""4镈9纽""10纽"的传统。其中西汉皇室所采用的"5甬14纽"制度是战国中期之后日趋盛行的新兴礼制系统,而较为古老的乐制版本则主要见于中小贵族及地方勋贵群体中。     

《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评介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祭祀问题的研究偏重于隋唐以前,尤其是先秦古礼,宋明以降则显得比较薄弱。就明代而言,迄今尚未出现一部全面反映明代礼制基本风貌、揭示明代礼制政治特性的著作。新近出版的赵克生博士的专著《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凡四章二十余万言。卷首绪论,在重提“大礼议”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的学术研究,提出该书的研究课题和基本框架。正文四章分别是:嘉靖时期宗庙祭礼改制、嘉靖时期郊礼改制、嘉靖时期帝王庙、孔庙及其他祭礼改制、…     

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从国都到村社:元代社稷礼制考

元代社稷礼的制定与实践,可分为国都、州县、村社三个层面。元代国都、州县社稷礼制是由国家制定的,但二者的建置是不同步的,因为蒙古统治者对于社稷所具有的农业神、政权象征二重属性的接受有先后之分。较之于唐宋,元朝的社稷礼既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点,又继承和延续了前代的发展脉络。元朝国都、州县、村社三个层面的社稷礼之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的多重互动。国家对州县社稷礼的规定与州县的实际执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弹性。基层社会自发的社稷祭祀多种多样,有的表现出国家礼制对基层社会的下行渗透,有的则是私家礼学的自主实践。总体而言,元代社稷礼是中国礼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宗祀与道祀:宋元时期的祭器礼仪——以浏阳文靖书院为例

浏阳文靖书院创建于元代,奉祀著名的理学家杨时。文靖书院的青铜祭器虽然种类不全,数量不多,然在宋元时期的学祠祭器中是最为系统的资料,对于宋、元、明、清时期青铜祭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物质遗存和文献的关系出发,结合宗祠和学祠的祭器组合,探讨宋元时期礼制和礼学的变化。     

从战场到边疆：西周中期战争的军事考古学观察

先秦时期传统礼制文化广泛存在于中原王畿之地,从未随政治更迭而中断,且持续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流、碰撞。西周以来,这种文化交流和冲突碰撞仍未停歇。其中战争作为冲突碰撞的主要形式,显著地反映了中原礼制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战场是战争在地域上的具体表现,西周中期战场遗存的历时性变化则清晰地反映出周王朝外部边疆地带的动态变化,同时边疆地带的变迁又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     

西周至汉代出土玉琮功能初探

在传统文献中,玉琮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礼仪用玉,但文献和出土玉琮的年代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研究者对玉琮形制及功能的认知有较大分歧。本文从出土实物出发,梳理了西周-汉代有明确出土位置的玉琮材料,再与东周时期礼书记载的玉琮功能一一对比分析,探索其功能的演变。通过本文研究可知:西汉时期出土的玉琮,符合文献中"礼玉"、"瑞玉"的功能。两周时期出土的玉琮,更多地体现出敛葬的用途,其宗教、礼仪的性质并不明显,不宜称之为"礼器"。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春秋是先秦礼制最健全之时期,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传统观点应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既有秩序,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     

评《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

<正>先秦时期传统礼仪纷繁,礼乐器也受到高度的重视。两周时期是先秦礼制发展的高峰阶段,中原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地域,具有非比寻常的研究意义,因此,杨文胜博士的著作《中原地区两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研究》(大象出版社,2016年)从选题来看是富含学术价值的,并具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论证充分,条理清晰。该书在结构上分为八章,另有一个附论。除第一章引言和第八章结语之外,其余六章内容包括周人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溯源、东周时期中     

先秦时期青铜钺的再研究

青铜钺在先秦时期具有重要礼制意义。鉴于考古材料的日益丰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方法并结合文化因素分析法,总结出青铜钺发生发展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时以此为基础,结合古文字和历史典籍资料,探讨了商周时期的用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