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不如守官”辨

论者解读"守道不如守官"分歧的核心在于对"官"与"道"关系的认识,其具体纠结之处在"不如"二字。考察"道"与"官"在先秦文献语境中的词义,梳理"守官"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是进一步明晰杜预以"君招当往,道之常也。非物不进,官之制也"注解"守道不如守官"的可行路径。孔子强调守官,对应事件实为守礼,亦即守制。     

里耶秦简“守”和“守丞”释义及其他

通过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相互参照和分析,本文认为里耶秦简中县的“守”、“丞”和“守丞”含义不同,它们分别为代理县今、县丞和代理县丞;而迁陵县和阳陵县频繁更换县的代理官员的原因是:(一)县的官员参加战争,(二)县的官员去世、生病以及短期离开官署。里耶秦简也说明了秦朝“守官”制度的完备。本文还对里耶秦简中其他一些称谓进行了解读。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秦二十六年临湘守戈考

学界对秦"二十六年临湘守戈"的年代和戈铭中"临湘守"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从地名"临湘"入秦的时间着手,定其年代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认为"临湘"不可能是"郡治县名代替郡名",也不可能是新见的郡名,戈铭中的"临湘守"应该是县守,该戈应为秦代县级武库制造的兵器。     

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

“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是古代大多数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核心,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大多数封建王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国家的腹心地区安定繁荣,在边陲地区实现“守在四夷”。本文对“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说法的由来、内涵及其产生的影响,做了初步阐述与分析。     

近三十余年唐代胥吏问题研究述论

正"胥吏"一词在唐代没有明确的定义,本文所指的唐代胥吏,是各级官僚机构中在政府官员领导下负责处理具体政务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是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行政权力具体执行者。对胥吏制度及胥吏群体生存实态的探讨,有助于深化对唐代官吏的分类分层管理、权力制衡机制和政治社会变迁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学者对胥吏问题的关注始见于隋唐,针对胥吏管理、吏弊等问题提出了     

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

本文主要探讨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以及属国内部族群的生活模式,以及他们与汉帝国的互动。根据战国秦"蜀属邦"的例子,可见秦属邦官制呈现出"流官-外族官"的双轨制。原政权虽然能保持一点独立性,但属邦的实权却被秦设置的流官属邦守掌握。西汉属国的官制大致与秦属邦接近,唯独汉武帝参考部都尉制度,把属国长官由"守"改为"都尉"。此外,本文又以武帝"五属国"为例,指出属国的内部空间不足以支持内附的游牧族群维持原来的生活模式。在生活空间减少的情况下,虽然属国民仍保留原来仟、佰的部落组织,但部分人群似乎开始过着定居生活。而属国的归附族群在军事、社会等层面皆和汉帝国有着密切接触。军事上,他们需对汉帝国的军事行动提供协助。社会上,部分属国民曾被汉人非法强捕为奴;又因属国官吏希望属国民能如汉帝国正规编户民般缴纳徭赋,这往往引发双方冲突。     

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明代州县官吏的设置在典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但详上略下、言尊弃卑的缺陷．对州县官多是语焉不详．州县官以下的官吏．更是不屑一顾的。州县政治体制中,州县官及州县官以下的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官吏按职权利责．可分为六个等级．这个等级不但与州县行政体系有关,还关系到州县政治的运营机制。     

辽代官吏赃罪考

辽代重视用法律的手段惩治贪赃受贿的官吏,对官吏赃罪的规定和以赃罪治罪处罚的案例散见于传世文献中。辽代官吏赃罪可以归纳为以受贿罪论之"枉法受赇"、以盗窃罪论之"私取官物"和以索贿论之"利人误入、因之取材"三种类型,定罪也从贬官、免官到杖刑、黥刑、流刑、死刑不等,处刑严苛,廉察体系具有监、刑合一的特色,体现了北方民族的习惯法与中原唐律的逐渐融合。     

《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布鲁特在清藩属体系中的地位

清布鲁特在乾隆前期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逐渐由"永守边界者"变化为外藩,再变化为内藩。"永守边界者"没有印信,不需朝觐,也没有助战任务;外藩"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职、不责贡赋",而对内藩的统治力度则较强。     

话说我国古代官吏的几种制度

<正>一、我国古代官吏的退休制度我国古代把官吏年老退休称之为"致仕",即"还禄位于君",意为交还官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废除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新的流官致仕制度。到了汉朝,逐渐形成一套人事制度,明确规定了条件和待遇。周朝规定:"大夫七十而致仕"。据东汉班固等     

秦汉“长吏”考

在秦汉四百多年时间中 ,“长吏”的含义有过变化 :秦及西汉时期大致指县令长、丞尉等县级官吏 ,但西汉有时也仅指县令长 ;到东汉时期则转为郡国守相和县令长等地方行政首长 ,而不及其佐官。秦及西汉时期 ,“长吏”还没有完全专有名词化 ,故还有用作“大吏”和“上级官吏”之意 ,到东汉则基本为地方治民长官专用了。而都官长丞和侯家丞自始至终没有被包含在长吏的含义内。这从尹湾汉简所载东海郡县长吏和都官长丞、侯家丞的迁转差异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不同。     

宋代为何养这么多官

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一朝比一朝庞大,其官吏数额更是一代多于一代,特别是两宋时期,政府衙署的“容量”空前膨胀。据粗略统计,东汉有官7567人,隋代有官12576人,唐代有官18805人,北宋后期官吏高达48075人。     

《里耶秦简》(壹)所见秦代县乡机构设置问题蠡测

根据里耶秦简,秦朝迁陵县设有九曹,即少内、尉曹、吏曹、户曹、仓曹、库曹、司空曹、狱曹、厩.金布为少内所辖专司出纳、统计、核算的部门,田官、畜官属于都官系统,不归县廷直属.九曹之中,县丞主狱曹事,“廷主吏”主吏曹事.在秩级上划分,少内、仓、库、司空、厩为“有秩吏”,尉史、户曹史、狱史为“斗食吏”,唯吏曹情况不明.乡置乡部和田部,与汉初律所载律文吻合.“××守”之“守”的含义,可以确定者有“试官”、“临时代理”之义,其余义项尚有待进一步分析.     

从“以官存司”到“以司存官”——《百官志》体例与汉唐行政体制变迁研究

汉、唐正史《百官志》官制记载体例有显著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记官而不及机构,以长官、佐贰、属官代表各自府署,可称作"以官存司";两唐书《百官志》则皆"以司存官",即在各机构名下记其长官、佐贰及所属官吏,将之一概视为机构成员。记载体例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规范官制的法令及行政体制的演化,汉代官制记载依据以官员管理为中心而不及机构状态的官簿、秩律等文档、法令,唐代官制记载主要取本规范各机构官吏设置的职员令。汉唐官制记载体例及其来源的不同,体现了魏晋以来官制和对应法令形态的变迁,这一变化的转折点约在南北朝后期。由此达成的机构行政一体化,是汉唐间强化集权秩序和防止长官大权独揽的结果。     

守愚不觉世途险 恰似梅花傲雪霜——李守愚先生事略

正翻阅《徐继畬集》读到李守愚其人其事,恰好和刚刚读过的《醉花窗医案》有关,原来这李守愚就是医案中的李东樵,也是光绪《介休志》主纂者李敦愚的哥哥。联想到晚唐诗人韩偓《守愚》中的句子,"守愚不觉世途险,无事始知春日长。"勾连查证,也就不觉得春日漫长了。同治五年(1866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晚清名臣徐继畬上折子保奏了山西的五个人,介休李守愚是其中唯一的绅士,     

浅议方志记事守界

方志所记是一方之事,是限定在一定地域内的,非己之事不写,境外之事不记。这是方志的特征,但我以为记事守界也应辩证地对待,应根据本区域内存在的实际情况具体对待。 塔城市是地区机关所在地,我们在制定《塔城市志》篇目时,最初认为,《市志》只能记述本市管辖的各方面的事业,对于外界之事一律不反映,后经反复斟酌、讨论,认为如只记述本市管辖范围内的事业,反映不     

清代刑部之堂司关系

清代刑部的堂司关系对刑部政务能否顺畅地进行专业化运作有着重要影响。其变化从堂司之间的礼仪反差中直观地表现出来。雍正以前,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较小,礼仪亦较简略;乾隆以后,司官对堂官的依附性逐步加强,礼仪也越发隆重。堂司之间的工作交往以日常在部时的"说堂—画稿"和堂司数人同时钦差在外审案为两个主要途径。其中"说堂—画稿"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区别。乾隆时期,同司各官倾向于自由竞争,以"说堂"为契机博得堂官赏识;嘉庆、道光以后,司内明确了固定的掌印、主稿人选,逐渐向科层制转变。而"钦差办案"总体来说是堂司官员之间形成私交的终南捷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从乡啬夫到劝农掾：秦汉乡制的历史变迁

秦汉乡制变迁反映国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秦汉"乡官"指乡吏及所主机构,非专指三老等民官。乡啬夫职掌不称"治",事权分散,对县的从属性突出。秦及汉初,乡是县下诸"官"之一,县廷与乡之间的政务运行可称作"廷—官"模式。西汉前期,乡部禄秩两次下延,发展为乡有秩、乡啬夫二分格局。随着文帝时期田制、法制的调整,有秩发生变动,乡政弊端日显。武帝时掾史出现,乡务处理渐由"官"向"掾"演变,这一变化本质上乃因事差遣的发展。两汉官府不断加强集权,力图更直接地对基层实行统治,然事与愿违,集权措施的推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对乡里的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