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

一、陵墓分布和所在位置 建立江左的东晋王朝,自公元317年元帝司马睿建武元年开始,至公元420年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为刘裕所取代为止,先后共十一帝,除废帝司马奕死后葬地不明外,其余十帝均葬建康,葬地有鸡笼山之阳,钟山之阳和幕府山前三处。 葬在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这处葬地史籍中称为“西陵”。《晋书》成帝咸和三年二月,苏峻乱,“假领军将军卞壶节,帅六军、及峻战于西陵,王师败绩。”虽然已往曾有人认为该地正当建康宫范围之内,西陵在此的可能性不大,但     

“双面”王导

正王导(公元276—339年)是东晋初年的三朝元老,晋元帝司马睿能在江南建立起偏安小朝廷,与王导的拥戴、辅佐是分不开的。西晋末年,内忧外患,变乱频生。王导眼见"天下大乱"(《晋书·王导传》),与当时的琅邪王司马睿深相结纳,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司马睿对王导也是"雅相器重,契同友执"。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听从了王导的多次劝告,离开了京都洛阳,出镇长江南岸的建康,远远地躲开了中原这块是非之     

南京东晋帝陵考

关于分布在南京地区的东晋帝陵,由于文献记载十分简略,而东晋诸陵又多数继承了洛阳西晋帝陵的“不坟不树”的传统,所以虽经前辈学者多次调查,迄无结果.建国以来,南京地区清理发掘了数以百计的东晋墓葬.其中有一些大墓在位置、形制、随葬品的特点上,均与东晋帝陵的关系十分密切,至1960年更具体地发现了晋恭帝陵的玄宫石碣,这就为解决东晋帝陵的地望与陵寝制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古文献中记载东晋帝陵较为具体的是唐肃宗时人许嵩所著的《建康实录》.据此书所记,东晋十一帝中葬于“鸡笼山之阳”者有四陵,即元帝司马睿的建平陵、明帝司马绍的武平陵、成帝司马衍的兴平陵与哀帝司马丕的安平陵,葬于“钟山之阳”者有五陵,即康帝司马岳的崇平陵、简文帝司马昱的高平陵、孝武帝     

论庾亮

序东晋一朝(317—420),皇权不振,朝廷及地方大政,一概握于门阀贵族之手。以时间顺序而论,先后执朝政牛耳的,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     

"共隆洪基,翼成大业":王导的为官处世之道

王导作为东晋的"佐世能臣",劳苦功高,时人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作为一代名臣,他尊卑有序、勤劳素朴、文义自逸、风趣幽默;审时度势、宽宏大量、虚心纳言、敢于担当;量能授官、选贤举能、折节下士、持心平正;正谏不讳、法不阿贵、忠素竭诚、鞠躬尽瘁.王导的为官处世之道有诸多后入学习与鉴戒之处.     

《晋纪》编纂与庾、王之争

干宝曾任职著作,这段史官经历与其编纂《晋纪》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本文通过考辨干宝的仕历与《晋纪》编纂的关系,认为干宝之撰史应主要在东晋成帝年间其第二次出任史官之时,上限不早于咸和四年二月,下限不晚于咸康二年三月。当此之时,随着庾、王矛盾的激化,建康政界亦发生着分化,时任史官的虞预不为王导所信任,而另一位史官王隐则带着一部尚未完成的晋史投奔了庾亮。在某种意义上,庾亮、王导围绕争夺历史解释权在有意无意间形成了对峙,而干宝作为王导亲近之人,其复掌史任及编纂国史《晋纪》之背后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王导的政治意志。     

谦恭仁厚的东晋开国功臣王导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王导,一个势力颇大的门阀家族的代表,不失时机地拥载晋元帝开创了东晋王朝,使一向富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王导虽有开国之功,位极人臣,家族势力足可取司马氏之王朝而代之,但他却能从大     

世传谱学：中古谱学世家及其家学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谱学兴盛，谱学传承也呈现出“家学化”面貌。中古谱学世家，以东晋南朝平阳贾氏、琅邪王氏和唐代河东柳氏三家为代表。这三家谱学传承，各有特点：平阳贾氏谱学，自贾弼之创立以来，累世传学，编撰多种谱牒，成为东晋南朝最典型的谱学世家；南朝琅邪王氏谱学，本自贾氏，然因王氏成员多参“选事”,王氏谱学“助铨序”功能突出，侧重服务现实政治；唐代河东柳氏谱学，则与家传史学相辉映，堪称史学世家之谱学。谱学世家形成，不仅因中古时人重视谱学知识，亦因谱学知识具有专业性，而相关书籍和资料往往在家族内部传承和积累，易于形成“家学”。不同谱学世家的风格特点，则反映了中古谱学的发展变化。     

光绪年间的温峤墓保护轶事——《新京备乘》辑者陈乃勋之父陈麟书与南京的文物保护情缘

<正>关于温峤归葬之地的争论温峤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他与王导、庾亮、阮放、桓彝并称为"中兴名士"。东晋初年,他在稳定朝廷纲纪,平定王敦、苏峻之乱中,功绩卓著,彪炳史册。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夏四月,温峤因拔牙中风而卒,年仅42岁。其归葬之地一直为史学界所争论。《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载,温峤"初葬于豫章",即今南昌。此后围绕温峤是否迁葬建康有两种观点:一是"未迁葬"说。《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载:"后朝廷追峤勋德,将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将军峤忠诚著于圣世,勋义感于人神,非臣笔墨所能称陈。临卒     

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

东晋初期,皇权与士族之间以及士族内部存在着权力分配的微妙平衡。王敦第一次举兵是反对元帝打破此平衡之举,第二次举兵却是自己主动打破此平衡,因此众多士族对此的反应前后大不相同。最终,这场各方力量参与的博弈维持了东晋初期权力平衡的局面。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名望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对王导、元帝、王敦、周■、温峤等人社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文化场域中名望与政治场域权力间的互动和转化。     

论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争,千余年来一直流传在我国广大人民中间。因为它不仅是一次“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獲勝”的出色的战争,而且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一次伟大的正义战争。本来,在淝水之战发生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便已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因为自从公元三一六年(晋愍帝建兴四年)西晋王朝被匈奴兵摧毁后,以琅玡王司马睿为首的残存的晋朝统治集团,便退保江南,依靠了南迁的北方大族王導、王敦、周顗、刁协和南方大族顧荣、贺循等人的拥护与支持,在建康(今南京)再建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来推     

《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建国佚史考

《世说敬胤注》所保留晋元帝君臣谋划建国路线的佚史为重描东晋建国史提供关键线索,由其可知在“以天下无主,便宜登大位”的“中兴”路线和“修桓、文之事”的割据路线外,东晋立国前夕元帝曾谋划过“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的“创革”路线。唐修《晋书·元帝纪》部分内容明显由此条敬胤注改写而来。通过逐一比勘诸家晋史,可确定敬胤注为虞预《晋书》佚文,文字改易很可能发生在晋末徐广《晋纪》修纂过程中,并为唐修《晋书》所沿袭。以此为基础,可重新勾勒出东晋立国路线在“中兴——创革——中兴”间转换的复杂面相。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历史上的琅琊:王朝与豪族的恩怨

正最近根据海宴同名网络小说改编的《琅琊榜》正在热播,讲述了"麒麟才子"梅长苏才冠绝伦、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奸佞,为昭雪多年冤案、扶持新君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不知道海宴写此小说是不是受了东晋王导和司马睿的史实启发,将故事放在琅琊,而琅琊王氏确实辅佐过司马睿振兴山河、复兴晋朝。     

汉代的"史书"

两汉史籍中有一个十分常见的语词"史书". 1.《汉书·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 2.同书《王尊传》:"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 3.同书《西域传》:解忧公主"侍者冯嫽,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的两个问题

论者通常将扬雄四赋的作年定于元延二年和元延三年。但此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成帝元延三年从胡客大校猎的假设为前提,二是对本传里"明年"二字理解有误,将扬雄作《校猎赋》之年与成帝羽猎之年混为一谈。只有充分尊重《成帝纪》元延二年的记载,并认识到本传所说的"明年"并不是指成帝羽猎之明年,而是指扬雄"作《校猎赋》之明年",才能正确地考证出扬雄四赋的作年。     

湖南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年代与墓主

风篷岭M1是近年来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最为重要的大型汉墓。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侧重从历史学角度对该墓的墓主身份、墓葬年代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该墓下葬年代当在西汉元、成帝之际,其上限为墓中出土铭文所云之长沙元年。此长沙元年当是孝王刘宗元年,即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或四年(前45年)。墓主张姬最有可能是孝王刘宗之王后,且与长汤M1墓主张端君可能均出自富平侯张安世家族。     

南宋进书仪探析——以圣政为例

南宋时,圣政修纂完毕后,须进呈皇帝和太上皇。在进呈过程中,宋廷制定了一套庄严肃穆而又极其烦琐的仪式。进呈皇帝之仪在皇帝和大臣处理日常政务的垂拱殿中完成。进呈给太上皇帝之仪在太上皇帝居所完成。在迎奉圣政和皇帝赴太上皇帝居所的环节中,秘书省道山堂和祥曦殿成为与进呈仪式紧密相关的空间。圣政的进呈仪式是由太上皇帝、皇帝、臣僚面向公众共同完成的两场表演,这种可视化表演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对皇帝而言,是向天下臣民宣示自己总结和继承先朝的政治遗产,开启本朝的治道,并且以自身的实践教化臣民,传递"孝"的理念,倡导"孝";对臣僚而言,通过仪式表演,表达了他们致君"贤能"的愿望。圣政这种史籍的进书仪式为我们考察南宋官修史籍进书仪式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元代西夏中兴行省初设时间考

正史载中统二年(1261)九月"丙寅,诏以粘合南合行中兴府中书省"~((1))。胡小鹏、~((2))李治安~((3))据此记载,以及元初行省宣慰司例不并置、中统四年已有西夏中兴等路宣抚司之事,推断中统二年至三年或四年间为元代西夏中兴行省首次设立时间。中统四年已有西夏中兴等路宣抚司史源应为《经世大典·站赤二》中统四年七月一日"札付制府及西夏中兴等路宣抚司施行讫"~((4)),然此处"中统"四年为"至元"四年之误。     

琅郡王氏的文化影响

书法,绘画,山水诗表达了六朝文士们自由奔放的感情和尊重自然的味道,这是中国文化辉煌的重要部分。琅娜王氏为江左第一高门,"文才相继"与"爵位蝉联"并重的王氏家族的门第与文化的关系,对于研究整个六朝士族、六朝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陈寅格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这个理论是非常有见地的。然而,南北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