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制确立前的采女与日本古代王权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采女甚至被升为贵族阶层。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出现与演变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对该时期采女的考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古代王权专制统治的认识。     

明代中后期岭南的地方社会与家族文化

本文讨论家族文化对岭南地方社会的影响 ,指出明中叶家族文化在地方上的发展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对基层社会渗透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嘉靖年间在“大礼议”问题激起民间修祠祭祖之风的影响下 ,岭南庶民土著利用国家认可的伦理规范来确立血缘和地缘组织合法性的过程。虽然庶民宗族到了 18、 19世纪才趋于普遍 ,广东宗族社会在 18世纪才逐渐成型 ,但在 16世纪 ,岭南庶民及土著的造族活动已经开始。时士大夫所建构的家族已成为地方族群用以提高其身分地位的文化资源 ,民间造族活动开展的契机遂在这种情况下形成 ,而岭南家族社会的雏形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出现。     

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歙县双桥郑氏为中心

徽州歙县双桥郑氏家族的郑安于"徽州屠城"危机之际,积极同元朝政权合作,为其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该家族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子郑千龄通过长期担任基层官吏所构筑起的人际网络。同时,宋元交替之际各方势力表现各异,由此形成的地方家族间的矛盾也对元政权与地方势力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元政权则通过对双桥郑氏一族的表彰以图稳定地方秩序,此一系列表彰强化了郑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郑氏后人郑玉则于元明更代之际自杀殉元,此举同样维护了其家族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     

秦汉碑刻研究（下篇）

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是以豪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政权。东汉一朝(公元25—220)豪主的政治、经济势力膨胀,他们控制着封建国家机器,政治腐败,黑暗。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除尊崇儒学外,谶纬神学也被确定为统治思想,为东汉君主政治注入了神秘的色彩。东汉时期还出现了道教和佛教,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三分到归一:唐朝前中期岭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岭南僻处南疆,地理复杂。隋末大乱之时,地方势力纷纷割据,唐初和平统一岭南后,采取羁縻政策,以原有势力为基础设管州的"都府"。而在都府之上,朝廷以广州、桂州、交州为中心置"统府",以点控面,有效地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但是这种层层管理的"统府三分格局",到高宗乾封二年发生突变,随着邕府和容府的建立,原统府消失,遂形成并立的"五府格局"。可是,最迟8世纪初,唐朝设立岭南五府经略使,统一管理整个岭南的军事。在此前后,岭南选补使、岭南按察使、岭南采访使等陆续出现,在人事、监察、民政等领域,对岭南道全境实施管辖权。因此,"盛唐"的岭南道,表现出明显的"归一"趋势。     

广州孔氏族谱所见晚唐北方家族迁移岭南考

正唐代是北方家族向岭南大量移民的时期。[1]然而在岭南族谱资料中,有关唐代北方家族移民岭南的记载却非常少见。不过广州孔氏族谱可以看成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例外,其中明确记载了唐末孔氏从京城长安迁移岭南的过程。此外,明清时期多种广东地方志也记载了唐代孔氏家族的南迁,但是其中讹误较多。本文旨在对相关资料作仔细考辨的基础上,探讨孔氏家族在唐末迁移岭南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揭示唐代北方移民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

侨州郡县的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难点,对于前燕设置侨郡的研究尤为不足。通过比对《通鉴》和《晋书》的记载,可知慕容廆设置侨郡的时间在建兴二年,早于东晋。慕容政权采取任用非本州人担任侨郡太守的政策,以此来削弱流民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一政策激化了汉人大族与慕容政权的关系,并导致了大族的叛乱。慕容皝将侨郡改置为侨县,进一步削弱大族的势力。侨郡的改置反映了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     

袁祖铭家族百年史

贵州自辛亥革命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全省政柄均为军阀势力相继篡夺,其中以兴义系军阀统治时间最早、最长。袁祖铭乃是兴义系军阀中继刘显世、王文华之后总揽贵州军政大权、并引导出桐梓系军阀的一个重要角色。军阀势力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面,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延缓了封建剥削制度的崩溃。当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烜赫之时,其家族、爪牙就是一方的封建领主。这些土豪、恶霸、劣绅在这块“领地”内为所欲为,糜烂地方。安龙县就曾经一度是袁氏家族的领地,即使袁祖铭已早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被杀死去,而其父袁廷泰仍然活跃于省、县政治舞台,不断扩展政治经济实力,直到一九四五年死去;其子袁德龄,又仰仗乃祖乃父余威,凶横残暴地鱼     

日本古代采女的产生及其原因考察

采女是日本古代地方豪族献给中央朝廷的贡女,是在宫廷主要负责天皇、皇后等饮食起居的下级女官。律令制国家时期的采女制度亦是后宫女官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律令制确立之前的采女并非如此,她们是古代王权专制过程中的产物,是连接中央朝廷与地方豪族之间的桥梁,其产生体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双方博弈的过程。     

土地革命中毛泽东对苏区农村家族势力消亡的贡献

家族,是一种以父系血亲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作为我国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控制广大农村地区的重要工具。不可否认,在某些方面,乡村家族对族内民众和族外群体也具有一定的有益功用。但对于社会革命来说,乡村家族往往成为前进的阻力,不可不除之。近代以来,家族制度虽历经太平天国革命和大革命两次较大冲击,但终因革命失败而仍然得以延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兴起,如何在苏区消除以家族组织为载体的家族势力对革命的消极影响,就成为当时中共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毛泽东在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苏区农村有关家族势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解决方法,为促成家族势力的消亡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有力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发展。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研究。     

汉代亭长与盗贼

汉代地方社会广泛地分布着豪族大姓,无论在中原核心地区,抑或在边陲地区,只是正史不一定以大姓、豪人、豪族称之而已。笔者认为地方豪族大姓早已融入官僚系统,成为郡县掾吏,乡里亭长,甚至已是百石以上的地方长吏,其家族成员散布在官僚结构之中,有广大的关系网络。本文尝试从亭长及其部下切入,认为负责逐捕盗贼的亭长,以及其部下求盗、亭候、亭父等人,其出身颇有来自地方大姓者,当中谨守法规的亭长也有些像循吏的爱民,惟具体的事例说明,有部分大姓合谋犯法,仿如群盗。笔者考察边陲地区的盗贼作恶为乱的情况,当中盗贼、群盗,也颇以地方大姓为首,因此笔者认为盗贼、群盗与地方大姓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间有很多是重迭的。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 ,陶氏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 ,陶侃因受侨姓士族排挤曾“潜有异志”。陶侃死后 ,陶称被诛 ,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 ,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 ,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逸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 ,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 ,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刘雯索氏是汉晋隋唐时期敦煌大族之一。《索氏谱》名闻域内。①《续敦煌实录》收入索氏四十四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敦煌文书可知敦煌地区有索氏家族聚居的村庄索家庄。该家族在汉晋时期势力很大,已为人熟知;进入隋唐,尤其是吐蕃及归...     

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贡献

意大利佛罗伦萨城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它曾培养出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思想家;出版了大量的文学绘画、政治、雕刻、建筑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巨著。它对欧洲诸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研究文艺复兴运动在佛罗伦萨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但当前学者们很少论述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昌盛的贡献,笔者就此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历史上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家族。从1434年击败商人贵族阿尔比齐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之后,就跻身于佛罗伦萨政界,直至1737年断断续续地统治了该城邦三百余年,其间历经四个阶段:1434—1492年间是柯西莫(1389—1464)和罗伦佐(1449—1492)统治时代。柯西莫     

漢晉銘刻與荆南家族

本文考釋漢晉時期荆南地區的碑刻史料七種。這一批碑石的性質主要是"德政碑"與墓碑,銘文敍說當地家族的姓氏來源、官宦履歷與政績德行等方面,內容豐富。在碑刻相關問題考釋的基础上,以碑石置立地點所見當地家族鮮明的空間分佈格局爲線索,剖析荆南家族孕育、成長的組織方式與權力來源,勾勒當地家族在多方政治勢力進出下的地方實態。     

明清江安雷氏家族文化成就初探

江安雷氏家族自古是当地望族。在明末清初至清中叶,该家族人才辈出,允文允武,连续五代取得了一定的文化成就。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五位高品级的将领,两位举人,以及一些勤政的地方官员和文采不凡的文士。这使得江安雷氏也成为泸州地方家族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     

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

唐代“南选”与岭南溪洞豪族王承文唐代“南选”是唐朝中央在岭南、黔中等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宋代以来,王溥、王应麟、赵翼等著名学者都进行过南选资料的编集,顾炎武则明确指出南选是一种具有因地制宜性质的地方铨选制度①。张泽咸先生《唐代“南选”及其产...     

岭南戏曲研究资料考辨三则

正岭南戏曲是岭南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其演剧形态融入了大量岭南方言、地方民俗与社会文化,从而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进入新世纪以后,岭南戏曲的研究十分繁盛,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资料和论述上的不当之处,需要加以订正,本文考定岭南戏曲研究资料中的三处讹误。一、"《明史·阮通志》"与"飞龙庙演剧"考在潮剧与岭南民俗的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中多次出现引自"《明史·阮通志》"的一则资料。该资料主要记载明嘉靖年间,饶平乌石人张琏起义     

山西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以1914—1916年金永在晋时期为例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了全国政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势力,袁世凯派亲信对各省进行监督和统治。山西是北方重镇,自然首当其冲。金永来晋,插手山西政务,给以阎锡山为首的山西地方派势力造成不小的冲击。金永作为袁氏政府和山西的中间人,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山西地方派与袁世凯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