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世纪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参与

古典时代雅典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影响力一直是颇具争议的论题。自芬利古代经济模式确立以来,海上贸易从业者的政治影响力一直被低估乃至忽视。基于对古典时代法庭诉讼辞和人物志的梳理,通过对安德罗克勒斯家族、德谟斯梯尼家族、阿古尔里奥斯等的考察,可以认为,公元前4世纪一部分雅典公民通过投资或经营海上贸易,建立了广泛的邦际人脉关系,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理财、管理经验。利用上述优势,他们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既富经济理性又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经济人"。     

古埃及父子共治问题探究

共治是古代埃及时常出现的政治现象,即至少两人同时居于君位共同进行统治。在古埃及漫长的历史中,父子共治是最主要的共治方式,但其并非对一人独治传统方式的颠覆。父子共治多见于王朝更替之初,君主以此为手段确保顺利传位,既维护了其家族的统治,又间接维护了社会安定。托勒密王朝中后期的君主却出于种种原因改行其他形式的共治,进而数次爆发内斗,加速了其王朝的灭亡。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加洛林早期史书中的丕平称王

在加洛林时代早期的三部史书《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丕平膏立记》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中,有关丕平称王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种种疑团和分歧,这些分歧显示了加洛林王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利而产生的各种政治诉求。《弗里德加编年史及续编》的叙事模式,侧重于凸显丕平称王事件中法兰克传统军事和政治仪式的色彩,反映了丕平为巩固王位和新生王朝而试图借助于法兰克政治传统确认其王位及加洛林政权合法性的诉求;《丕平膏立记》对膏立仪式过程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丕平去世前后,加洛林王朝内部各势力为争夺王位而试图诉诸宗教神权来确认王位继承合法性的诉求;《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反映了进入承平时代的加洛林王朝美化其家族历史、淡化丕平称王事件的政变色彩、伸张其取代墨洛温王朝之合理性的时代诉求。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多元立体,推陈出新——政治史研究新路径思索

<正>一"政治"发覆源于希腊语的政治(politics),原本为城堡之意,后来指城邦制下的公民参与管理的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2页)。汉语中,"政治"一词,其来尚矣。《尚书》的《周书·毕命》篇便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之表述。不过,中国古代的"政治"并不是一个词,是"政"与"治"的组合。"政"指一个王朝或国家的制度、秩序与施政方式,是静态的呈现;"治"则为动态,原本为动词的治理之意,指施政活动,并引申为治理结果的良好状态,所以《周礼》的《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的说法。后来成为一个词组,也是体现主     

掩卷沉思:海上丝路遗产的开发与保护

<正>公元八至九世纪,亚洲大陆两端分别存在着一个富庶、庞大的国家——东方的唐王朝和西方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籍称为"黑衣大食")。两大帝国通过贯通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横越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远程贸易,联手打造了中古时期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条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对比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起步晚,成果也较薄弱。虽然《新唐书·地理志》中的"广州通海夷道"对这条从广     

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

阿尔克迈翁家族是长期活跃于雅典政坛的一大显赫家族。该家族成员多次被流放但又都回到雅典重掌权力;曾与僭主竞争,又在僭主统治下任职;曾主持民主改革,又始终保持贵族理想。可以说,它的发展兴衰及其与其他家族的相互斗争深刻影响了古风时代的雅典政治。本文将回顾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历程,以考量它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意图指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是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两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     

“训诫”话语与加洛林时代的政治文化

以权力弥散、政治参与多元为特征的国家治理形态,是法兰克加洛林时代留给中世纪欧洲的一大政治遗产。查理曼的敕令《广训》和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的政论《宫廷治理》对"训诫"话语的运用,反映了当时对现世政教生活原则以"职分"为核心的特别理解,体现了加洛林君主与治下政教精英之间的合作性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构成了加洛林"合作政治"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加洛林时代国家治理活动的基督教化,标志着欧洲中古"神权政治"的正式奠基。     

朝鲜王朝《尊周汇编》纂修略考

朝鲜王朝臣服清朝后,为了彰显"春秋大义",恪守"尊王攘夷"儒家礼义,践行"崇明报恩"理念,国王正祖敕撰《尊周汇编》,纯祖年间完稿,乃朝鲜王朝所编修最重要的一部尊周史书。此书经李书九、成大中父子为代表的两代人员近三十年努力才编成,成海应最终定稿。该书在中朝关系史上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禅让行事官小考

禅让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之一,禅让仪式也是古代最隆重的仪式之一,众多官僚参与其中。这之中,以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最为重要。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源自此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目的除崇重禅让仪式外,亦象征着旧汉官僚向魏朝皇帝臣服。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渊源有二:太尉源于东汉皇帝即位礼仪,太保出自《尚书·顾命》。两次禅让以不同官职奉送玺绶,显示出新王朝在治国理念上的差异:曹魏重法务实,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魏晋以下,东晋南朝禅让行事官多沿袭"太保+太尉"组合,北朝则在继承的同时出现一些新变化。和此前禅让一样,南北双方仍多以兼职行事,显示出王朝对禅让仪式表演功能的重视。     

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

两汉时期,政治上,合浦郡成为中原王朝的牢固边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稳定;经济上,合浦郡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促进了汉王朝的对外海上贸易交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技术的创新;军事上,合浦郡日益成为中央王朝驭控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及今海南岛上儋耳、珠崖两郡的军事要地。     

新出北齐聘高丽使主《裴遗业墓志》疏证

新近出土的隋开皇十一年《裴遗业墓志》,以志主尝在北齐武平元年担任"聘高丽使主"而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不仅可以揭示出北齐王朝与高丽国的国家关系与历史真实,亦可以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在山西襄汾出土的裴良父子四人的墓志互为补充,从而梳理出更为细详的中古裴氏中眷房万虎支的家族世系脉络。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专题论文和两篇文献译注。陈超的《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针对传统的将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理解为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斗争史的看法提出,由于雅典存在古风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僭主才是该时期政治话语中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吴桐与张强合作的《伊利昂反僭主法译注》是公元前三世纪初     

皇族史研究的新成就──杜家骥教授近著《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一书出版发行

杜家骥教授继《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后,又推出《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一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10月）。该书分上、下两编共十二章。上编为入关前计三章,即：努尔哈赤家族成员的嫡庶之分与八旗分封;宗室分封制下满族政权的特征;宗室的宗人关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下编为入关后计九章,即：爱新觉罗家族在清建立及巩固统治中的军事作用;八旗"八分"体制的瓦解与宗室领主性旗权的消失;皇家与八旗领属关系的延续及其政治影响;皇族教育及其与王朝政治;入关后的宗室参政;皇族经济及其与国政之关系;皇族…     

民众的统治抑或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寡头统治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一直存在“民众的统治”与“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本文通过对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与民众权力的考察和分析,得出结论：雅典民主政治既非“民众的统治”,也不是“贵族和富人或者奴隶主阶级的寡头统治”,而是民众与政治领袖的共治,民主政治权力为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共享。     

金朝功臣配享述论

有金一代,女真统治者在奉行尊孔崇儒、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色的配享制度。金朝帝庙配享的功臣总数和每个帝庙配享的人数都远超宋朝,武将占居配享功臣绝大多数,配享功臣的民族分布呈现多元状态,并且存在为开国前的未实位"帝王"配享,以及父子、兄弟相继配享的家族配享。这种独具特色的配享制度恰是少数民族王朝在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例证,既是对本王朝正统的一种昭示,也是"中华一体"时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充分展示了金朝作为一个北方多民族王朝的特质,同时也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日益丰富多彩。     

书讯

刘文鹏著《埃及考古学》于200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刘文鹏先生继《古代埃及史》之后的又一部埃及学通史性专著,是其多年从事埃及考古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总结之作。本书从古埃及史前考古学开始叙述,直至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考古学,包括早王朝与古王国时代、     

岭南文化中心更要坚定走向世界的文化自信

正2017年在广州召开《财富》全球论坛前,《财富》杂志一篇名为《广州:千年通商口岸岭南文化之都》的专题文章,向读者展示了广州作为中西交往"海上驿站"重镇的文化风采。作者以中美贸易之开端——"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传奇故事,唤醒了人们对"Canon"的亲切回忆。由此也让我想起了直接策划翻译出版《中国皇后号》、《哥德堡号再度扬帆》和参与建     

福州甘棠港位置考

福州对外贸易的港口历史上早已知名。《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风波艰阻．沉溺相继。”说明东汉时今福州东冶港已是国内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汉朝南方及西南方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福州海港的海上交通与贸易历史,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篇的“扬州”条,文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记载的是南方“岛夷”（包括闽方国在内）向中原周王朝的进贡路线与所贡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