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重点新书推荐

<正>(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全六百册)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编16开定价:360000元《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收录了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一千三百三十九种诗文集文献,其中稿钞本五百三十六部,刻本六百八十二部,活字本十九部。这些诗文集的作者上起明末清初,下讫晚清民初,明末清初的     

慈溪王氏兄弟与日本文人

在日本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期,旅日华侨主要从事外贸活动和在日本国内的一般商业活动。其一般商业活动,基本上集中在餐馆、裁缝、理发三种行业,即俗称的菜刀、刮浆刀、剃刀“三把刀”。但是,“三把刀”这三种职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明治初期,或说是直至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前后的19世纪70年代,它并不是大多数华侨从事的主要职业。     

清宗室博尔都诗集考论

宗室博尔都的诗集先以选集《白燕栖诗草》1卷见选于清人所选清诗集中,后结集为《问亭诗集》刻行。博尔都晚年又曾手订该集,是为钞本《问亭诗集》。扣除重复诗作,刻本与钞本《问亭诗集》收诗千余首,集外逸诗可辑得十余首,其诗在满族诗歌(尤其是宗室诗歌)史上皆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叶昌炽集》读后

正叶昌炽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缘督庐日记》的作者,因此只要是对晚清民国这段时间感兴趣的读者,对他都不算陌生。况且,除了日记之外,叶昌炽还有两部大名鼎鼎的著作传世,一是开藏书研究新风的《藏书纪事诗》,另一则是金石学的集大成之作《语石》。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三部著作太过知名,叶昌炽别的著作反而隐而不显,这一点,从他的诗文集长期未曾有完全的整理本问世上,便可看出。事实上,叶昌炽生前并没有将其全部诗文集及身写定,章钰《奇觚庼诗集序》中说叶昌炽:“诗     

晚清学人"世界历史"观念的变迁

19世纪中期以来,在剧烈的中西碰撞影响下,晚清学人关于史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有了新变化:甲午战前,重新使用国别体撰写外国史;至20世纪初,当西方“世界历史”观念和世界史编纂方法经明治日本输入后,晚清学人对西方“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和明治日本“东洋史、西洋史”的“二元”叙事,表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深刻影响着对“他者”、“自我”的认识和定位。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辨补——以晚清陕西别集著述为例

柯愈春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在诗文别集文献叙录方面,是迄今该领域其他学术著述不可逾越的高度。笔者在对晚清陕西籍作家别集经见核查时,发现《提要》所录著述作者、书名、卷数、刊刻机构以及误收等相关问题尤其值得商榷。本文以清人诗文别集文本,著者的墓志、行述或年谱,清至民国间的方志以及清官员履历档案等一手材料,对柯先生《提要》加以辨补,考证著述原貌。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所见江苏运河风物考述

<正>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一衣带水,交往密切。历史上,越南为中国藩属,例要朝贡。使节出使中国,多有诗文集传世。行文献多为越南使节的诗文著作,记录了越南使节的使程生活,沿途见闻。最早的清代越南燕行文献为1673年越南使节陶公正的《北使诗集》,而最晚的为阮述、范慎遹的《建福元年如清日程》。清代越南燕行文献时间跨度200余年,历经越南后黎朝、西山朝、阮     

陈洪绶《避乱诗》稿本的发现与认定

正陈洪绶(1599~1652年),字章侯,幼名莲子,壮号老莲,晚号悔迟,浙江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画家之一,也是罕见的有诗文集传世的人物画家。他去世后,其第四子陈字耗时四十年搜辑其诗文,编成别集《宝纶堂集》行世。此集印量不多,流传日希,一直备受绍兴文人的珍视。光绪十四年(1888年),绍兴刻书家董金鉴以活字重排《宝纶堂集》的过程中,觅得陈洪绶手书本《避乱诗》,收有153首     

《日本国志》中的日本婚葬习俗与传统文化因素

在晚清对日研究的著作中《日本国志》可谓是集大成者,全书内容丰富,其中有关日本婚丧习俗的内容十分详尽,本文从《日本国志》中所记载的日本婚丧习俗入手,探询当时日本婚丧习俗中的传统因素,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民风民俗与社会其它方面发展的不同轨迹。     

天壤孤椠《鹤楼集》（续）

张翀诗文在晚明及清代都有一些诗文总集及史籍志书采录。万历二十五年编纂的《贵州通志》收录张翀有关黔地黔人的诗文,应该是采自于《鹤楼集》都匀刊本,并为后来纂修的志书及有关黔地诗文典籍传承。《奏为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下以靖虏患疏》为明刊本《皇明两朝疏抄》卷十二引录,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叶昌炽字号及藏印考

清末民初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叶昌炽,同时也是著名藏书家,其字号、室名众多,许多都治成印。本文从考证叶氏字号、室名命名原由入手,对其藏印进行考证。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林林的生平与创作

林林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外交家、书法家和诗人。青年时代留学东瀛,在日本参加左翼文艺运动,进行诗歌的翻译和创作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之中。解放以后林林先生长期从事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并潜心研究日本文学,尤其在俳句的翻译和汉俳的创作方面有特殊的贡献,他在20世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可取代的。本文主要从诗人、战士、使者、学者几个方面对林林先生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进行介绍和评价。     

清末日语教材的特点及其影响

清末,中国人编著了数十种日语教材。这些教材既有在中国内地,也有留学生在日本出版的。教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有词汇集、读本,又有语法、尺牍、辞典等。清末日语教材具有许多共性,而且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从中日“同文观”到由此产生的“和文汉读法”,都对民国时期日语教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hiang Kai-shek's diplomatic strategy

As a lead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ang Kai-shek carried on Sun Yat-sen's legacy of using diplomacy as a force in the modern era and planned to rely on diplomacy to revise China's unequal treaties with foreign powers. Chiang elaborated on Sun's ideas and maintained that diplomacy as a war without battles worked more effectively than wars with battles. Faced with the threat of Japanese invasion, he upheld the strategy of using one foreign country to control another. He expected the outbreak of a war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or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a wa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could be avoided. Chiang engaged in active diplomacy aimed at turning these expectations into reality. His diplomatic strategy had an imp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九·一八"事变前溥仪和日本的关系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是清朝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的风暴赶下皇帝宝座。他虽然退位,但是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复辟大清王朝,恢复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九·一八”事变前,溥仪终于和日本勾结在一起,成为日本的又一个利用工具。本文将通过对溥仪与日本这种勾结关系发展过程的阐述,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出郭九行”与“诗史”精神

出郭九行”是对清初文学家魏禧及其兄魏际瑞九首叙事诗的总称。这组诗以沉痛的笔调描述了顺治末年百姓在官兵掳掠、盗贼横行之下的惨痛生活,是对杜甫“诗史”精神的践履;在艺术手法上,也吸收了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精华,并予以活用,体现出杜诗在清初诗坛的典范意义。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