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何堪

近代中国国力衰颓,经济凋零。尽管如此,封建统治者仍然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除正赋外,厘金、印花税、酒捐、米捐、茶捐、车捐、房捐、警捐、“自治捐”等各种杂捐多于牛毛;     

“寓捐于禁”——清末演戏与戏捐开征

戏捐是针对戏剧演出活动所征收的一种税捐,属于杂税杂捐。戏捐的开征,是在清末新政地方财政支绌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酬神演戏,寓禁于征,以此为基础,规定凡娱乐演戏,一律征捐,目的是以无益之浮费,供有用之要需,成为当时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清末,戏捐的开征时间,各地不同,征收机构、捐额不一;各地多自定章程,自行征管,无统一规章条例,用途各异。在清末地方财政收入中,戏捐所占比例很小,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对于县域以下某一具体学堂或巡警所而言,就是重要的经费支撑,如在山西,戏捐属于地方经常之收入。从此意义上而言,戏捐的财政意义或许大于其社会治理意义。     

象山太平天国捐照

1962年我们整理象山古书时,偶尔在一部《丹山唱和诗》书中发现两份太平天国未用过的进口捐照。捐照已裁成数张,作为书封面的夹心。经复原,捌拾柒号捐照拼合后长48.5、宽41.5厘米(见图),缺照根的右边和捐照的中间半行字,捌拾捌号捐照只留中间小部分。     

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研究——基于档案的考察

城池建设与维修是封建时代保障区域社会安全、延续和改善城市景观的主要工程措施。清顺治至乾隆时期,陕西以公帑修城为主,而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官民捐修成为城垣维修的重要途径。基于大量清代奏折、咨文、题本、移会等档案,结合方志、碑刻等文献,通过对清中后期陕西各府州厅县103次捐修城工进行统计,探讨了捐修城工背景、类型、频次、捐额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了捐修群体的分工协作关系与城工的重点内容,指出清中后期陕西捐修城工不仅有益于加强城池防御能力、改善城市景观,而且有助于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在促进士绅群体参与公共建设事务、改善匠夫生计、赈灾救民、增加地方学额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晚清浙江厘金的开征及收支结构

厘金是咸丰年间实行的临时性筹饷措施,并逐渐成为中央和各省的主要财政来源。先行研究关于浙省主要厘捐的开征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而收支数量按照江苏的银钱比价进行折算,并非按照收支原数呈现不同货币所占比例。浙省厘金的收支结构,既受各厘捐征收办法影响,也与大宗货物的结算紧密相关。光绪中后期清廷试图通过整顿、提调等方式加以控制,而浙抚多次奏请减免或减征厘捐,双方为此进行了多番博弈。进一步看,地方财政的日益独立,对晚清政局的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文物工作报导

北京市一九五六年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三千八百五十五件故宫博物院一九五六年除了大力征集和收购各类文物以外,并先后收到各方捐赠的文物共有三千八百五十五件,约可分为五类:书画部分有周自齐家族捐明周天球草书、王原祁山水等,张仲谟同志捐林则徐手札,山东叶又新同志捐潍县年画七十一幅、山东曲阜年画二幅,陈汤智同志捐徐悲鸿墨竹,王志明和张孝谋两同志捐故宫旧藏董诰花卉卷、刘统勋书苏诗卷等。     

乾隆九年福建捐监案研究

本文对乾隆九年福建捐监案的来龙去脉作了系统的叙述,并透过这一典型案件,提供出福建省官吏集团中,收受捐监陋规的官吏在官吏总数中分别占多大比例、每个官吏分别平均收受多少捐监陋规的完整准确的样本。     

清朝捐监制度及其影响

捐监就是捐出身,即平民或生员通过出资报捐取得最高学府--国子监肄业的文凭。虽然它不象捐纳实职那样直接得官,但是在清朝,要想捐纳官职,其前提就是必须具备贡、监生的资格,捐监就成为有钱有势的豪家子弟猎取功名富贵的起点和捷径。在它实行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它对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危机、缓解士人进阶的压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清朝的科举制度、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晚清田赋加派与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变动——以江苏“积谷捐”为中心

为筹集备荒仓储谷本,晚清江苏普遍推行积谷捐这类田赋加派。由于积谷捐加重民众负担,亦有违清廷定制,曾引发争议和抵制。鉴于此,官府主动调整策略,根据清廷"民捐民办"的政策,将强制带征的积谷捐称作"民捐",并要求地方绅士参与仓储管理,其目的是以"民捐绅办"或"民捐民办"为名,绕过清廷不准加赋勒派的制度障碍,减少积谷捐的推行阻力。但所谓"绅办"实属"官督绅办",备荒仓储仍由官府掌控。"官督绅办"管理模式的兴起,反映出晚清基层社会管理格局的变动趋势。由于"官督绅办"的管理模式往往以强制"民捐"为基础,加重了民众负担,因此亦可视作官府转嫁责任的表现。这是清末反地方自治及绅民冲突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清末民初国民捐运动的意义及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20世纪初年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它的发展延续过程,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为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奠定了观念基础,也使西方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民心之可畏,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本文分三部分:国民捐的去向、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发展、国民捐运动国际影响。     

广西地方志办公室扶贫救灾活动掠影

2008年2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干部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积极向遭受雨雪冰冻灾害的灾区捐款捐衣物,共捐款4921．2元,捐衣服110件、棉被1床、鞋1双。     

我对修志工作的一点体会和感想——在广西第二届地方志编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0 0 0年 11月 2 1日 )　　我就修志工作讲一点自己的体会和感想。第一 ,我的体会。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 ,办什么事 ,领导是关键。我们广西党政领导对志书编纂工作确实非常重视 ,第一届修志工作开展以来 ,二十年都是这样 ,特别是现在。刚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贺巍副秘书长也讲了 ,这一条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全民所有制 ,不靠党 ,不靠政府是不行的。我也兼管过红十字会 ,兼任会长。开始学香港 ,学不了。我们搞募捐穷得很 ,捐不到钱的。捐来捐去 ,还是财政支出不少。像我们这次国际民歌节用了几千万元 ,事实上是政府财政的钱…     

晚清新加坡华侨赈捐与华侨民族主义之酝酿

论文梳理了新加坡华侨赈捐活动三个不同阶段的特征,探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从无到有、从政治制度认同发展为超越乡土观念的民族意识这一历史脉络。在前两个阶段的赈捐活动中,主要是新加坡华侨与清政府之间的联系。而在1900年之后,新加坡华侨的赈捐活动则与中国的民间力量产生了更多的关联,新加坡的同济医院、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等组织积极参与到赈捐活动中。面对来自祖国民间的求赈呼声,新加坡华侨自发联系、自行组织助赈活动,产生了超越乡土观念的社会意识,进而生发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动了晚清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     

刘文辉通令种姻

川省政主席刘文辉,拥有兵力十余万,防区六十余县,在川中各军,为财政最充足之部队,四五年来增兵置械,所需款项,即向防区人民搜刮,计川西南人民担负,除每月纳粮一次外,并有所谓红灯捐、烟苗捐、招待费（以上为按粮加收者）、清乡费、过道捐、百货捐、特货税（以上专向商贾征收）等等名目……顷因军事倥偬,     

慈善大侠李连杰

慈善不是一个竞赛。你捐5块,他捐100块,不要比较。就好像我不能和李嘉诚比,李嘉诚不能和比尔·盖茨比一样。心是不能计算的     

为报恩,五品衙役惩治“万年侯”

正清光绪年间,大清国欠了各国洋鬼子一屁股债。慈禧太后为了能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她开始疯狂明码标价地卖官鬻爵。为了让乌央乌央的"官迷"都能买得起官,慈禧老佛爷将一顶顶官帽打折出售。按当时行情,捐个道台需四千多两白银,捐个知县只要千两。有些土财主捐不起白银,在捐出二十石白米后也能捞顶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官帽戴戴。那年头,晚清官帽满天飞,许多朝廷命官都是用钱"捐"来的。别以为花钱买顶官帽就能当官发财了,     

放生

刘阿姨信佛，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 比如地震她捐了1000，报纸上报道一个白血病的小孩她捐了500．从郑州来青岛旅游出车祸的那个伤员她捐了200……前年我动手术她炖了一锅排骨送来，小肋排砍得整整齐齐满满一锅子，把我亲妈都比下去了。     

康熙中后期旗人官员捐修皇家工程研究

康熙中后期,官员捐银频繁发生,其中旗人官员对于皇家工程的捐银有着显著特点。这些工程的认捐者仅限旗人官员,认捐数额巨大,且收取时带有明显强制性。很多被称为“巴彦”的旗人官员被皇帝挑选出来,指名认捐皇家工程,并从中获得一定利益。旗下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皇帝所主导的八旗系统,也是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一员。这种捐银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计。他们借助职任便利偷梁换柱、中饱私囊,对吏治造成了负面影响。旗人官员的捐银虽然短期内部分解决了皇家财政短缺的问题,但所暴露的国家与皇家财政界限混乱的现象,揭示了清朝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弊端。     

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

自粤汉路权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以后,粤汉铁路进入粤湘鄂三省分省合办阶段。鉴于广东绅商的集股办法存在弊端,张之洞一再强调和坚持官督商办体制,岑春煊提出广东官商"合力筹款"的思路,由官向商征收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等,由官收存,作为官款、公款,发给商铁路股票。这个思路和做法遭到绅商的反对,由此而出现官绅分歧,1906年(丙午)年初引发官绅冲突,是为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岑春煊指责绅商阻挠路政,申述征收捐费属于"就地收捐",争辩本省人集款建本省路的合理性。绅商则指责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风潮发生后,岑春煊和绅商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绅商逐渐加紧了招股、收股的行动,并有初步成效。一直注重商权的岑春煊在张之洞和广东同僚的调停下表达了"但愿路事有成"的愿望,释放了被捕的黎国廉,颁布了同意商办的告示,铁路风潮得以消解,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实现了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风潮的发生和体制的转型是粤汉铁路自办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粤汉铁路筹建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