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实物和模拟实验看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出土实物的观察和做模拟实验的发现,笔者认为,商周青铜器的纹饰技术伴随其范铸分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引起铭文技术随之变化。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具体的发展脉络为:夏代青铜器制模、制范技术不规范,纹饰技术处于摸索阶段。商早期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已具成熟的工艺设计思想,在素范面压塑纹饰的"纹饰压塑技术"出现;商中期青铜器纹饰技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纹饰堆塑技术",且与"纹饰压塑技术"兼容并用;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技术达到顶峰。西周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无明显进步,纹饰制作技术显示退化趋势;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范铸工艺分型增多,纹饰技术发生改革,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     

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成形技术研究

吴越青铜器发展到春秋中晚期,出现了一批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青铜器,器表饰有细绳纹和细薄而峻深的纹饰,或在纹饰间布满细芒刺突起的棘刺纹。本工作通过对吴越青铜器陶范铸造技术的探索和吴越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复原试验,以期揭示出这类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成形技术。实验过程是以绳索为模,在湿陶范内埋入绳索,当陶范入窑焙烧时,绳索焚烧后形成绳索状凹槽,浇注青铜液后则成为具有突起状绳纹装饰的青铜器。焚烧绳索形成纹饰,是一种在平面上形成三维纹饰的技艺,能在青铜器表面形成规整的绳纹,可能为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古代工匠铸造细绳纹类青铜礼器的一种方法。     

随州枣树林墓地三组曾侯墓出土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研究

随州枣树林墓地三组曾侯墓出土青铜器年代相续,背景明确,其中有铭青铜容器来自曾、楚、唐等国,多具有高锡、低铅的合金配比,反映锡物料的充裕。来自南岭山地的锡料大量输入江汉平原,推动南土各国高锡青铜容器的短暂流行。M191楚王媵渔芈簠泥芯中掺入较多植物质材料,明显受到江淮地区制范技术的影响。部分青铜容器具有淮夷文化因素,并利用皖江地区铅料。上述特征反映了春秋中期江汉地区各国铸铜技术与资源对内互通、对外交流的新格局,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青铜器的风格演变,认识楚文化对汉淮诸国文化的继承与整合。     

东周列国所见“新田风格”铜器初探

纹饰研究是东周青铜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中期以后,列国青铜器的地域特征明显加强;其中侯马铸铜遗址是晋都新田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系青铜文化的代表。本文根据侯马陶范花纹,在齐、楚、秦、燕、中山、巴蜀等地区青铜器中,辨识出具有“新田风格”的铜器,对研究晋文化以及晋国与列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等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

<正> 北方式青铜饰牌主要是指发现在我国北方长城内外铸有动物纹的青铜饰牌而言。由于最早发现于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河套地区附近,所以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动物纹在国外称之为“野兽纹”。具有动物纹和动物立体造型的青铜器,其出现时间很早,至少在商代中期以前就把动物立体造型运用在武器之上了。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一直延续到西汉或更晚的时间。青铜短剑、刀子、马具、带具、饰牌等,都包含在这一类器物中。就北方式青铜器整体而言,青铜短剑、青铜刀子和动物纹饰牌,是北方式青铜器构成的三要素。而青铜饰牌则是这三个要素之一。     

商周铜器纹饰技术的三个发展历程

商周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发展脉络,主要体现在铸造工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纹饰技术上。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和纹饰枝术的研究表明,其纹饰有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的发展过程。具体说来,自商早期至中期,大多采用范面上压塑纹饰的技术;商中期至西周,出现了在范面上堆塑纹饰以及纹饰的压塑、堆塑相组合的工艺:而春秋以后,则普遍采用单元纹饰范的拚兑技术。这三种明显不同的操作工艺,致使铜器表面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纹饰特征。     

铜器

正考古学上的铜器主要是指商代、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制造的青铜器,其类型主要有兵器、礼器、食器、酒器、乐器、铜镜、印章及车马装饰等。这些青铜器铸造精致,形制多样,端庄厚重。从自然铜的锻造到红铜冶炼、青铜合金,铸造技术由块范铸造到失蜡法铸造以及工艺复杂的复合金属铸造,多方面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了绚丽无比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镇原县博物馆馆藏历代铜器精美绝伦。     

湖北及安徽出土东周至秦汉时期热锻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

<正>铸造成型的青铜器一般都比较厚重,由于受锡青铜或铅锡青铜自身性质所限,多为礼器或明器。中国古代青(黄)铜锻造技术出现在仰韶文化时期,主要是打制一些装饰用小件。迄今发现的最早热锻的青铜容器属西周时期[1]。春秋战国时期,锻造容器逐渐增多。相对于范     

中国青铜器中的锌

锌在早期中国青铜器中是一种相当有意思的元素,它不仅可作为一个技术研究的线索,同时也是年代考证的标志。基于原始的熔炼方法,一些早期的青铜器似乎含有较可观的锌。随着坩埚精炼技术的发展,商中期前后青铜器中的锌消失了。在汉代的青铜器中少量的锌重又出现,对欧亚草原一带的青铜器,以及一些青铜带钩及礼器的分析,均表明在汉代的青铜器中含有少量的锌,锌含量较高（大于０．７５％）者则意味着是伪器或是以后的仿制品。晚期的中国青铜器（雕塑和钱币）显示锌含量逐渐增加,从那时直至现代,青铜和黄铜都是被明确区分为二种不同的合金。     

开县余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兵器与工具金相学研究

兵器和兵器工具是青铜时代中两类非常重要的青铜器,体现了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科技的发展水平。余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含有8.20％的Sn元素,表明青铜合金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同时,这些大多数经过了热处理、热锻处理的青铜器,可以减少或者消除8相,或者形成小晶粒,都能够改变青铜的组织结构,有效地提高青铜合金的塑性。总而言之,余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兵器和工具中较多地使用了铸造热处理技术以及热锻冷加工技术,可以提高青铜器的塑性,这些表明重庆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了利用热处理、机械加工技术提高青铜合金性能的技术,反映出该地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经具备了高超的水平。     

随州文峰塔东周青铜盘镂空耳的铸造工艺

镂空青铜器的铸造工艺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近些年来有人认为铜梗上的褶皱是所谓的"蜡流痕迹",但作者认为,失蜡铸造只有在烘焙退蜡工序有流蜡,蜡已失掉,留下的空腔是蜡原先填充的空间,不会有所谓"流蜡痕迹"。褶皱是铸造过程中青铜液在型腔中流铜不畅造成的,镂空青铜器系范铸工艺所制,交织的铜梗体现了范铸工艺的分层制范技术。     

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铜器三题

1977年冬、1978年2月,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店子村发现和发掘了两座春秋中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批文物。其中,两件青铜鼎和两件青铜罍的形制、装饰纹饰具有早期青铜器特点,当为"古式"青铜器。车马坑内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可能与铭文中习见的"旅器"有关,表明这些祭器并非用于宗庙祭祀,而是"外用"之器。墓葬出土的青铜缶及青铜甗形盉为典型的"群舒"风格器物;此外,鲁东南地区出土的双耳兽首鼎形匜、青铜鼎耳装饰"点线纹"的作风也可能与"群舒"文化因素相关。     

商前期青铜斝的制模工艺初步研究

制模是青铜铸造工艺的第一道工序,也是关键工艺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献记载的缺乏,考古实物资料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学界对陶模制作工艺的认识。近年来,我们通过对大量青铜实物的细致考察,发现大多青铜器上都有明确、整齐的范缝。为研究夏商之际的范铸技术,我们对商前期青铜斝进行了模拟制备,发现分型制模才是其制模工艺的主流,用此种工艺制模更加符合器物上的范铸特征。     

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的思想内涵

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0世纪,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在造型、纹饰和冶铸技术上,都无疑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珍贵遗产。它所表现的青铜文化特征,是世界古代文化中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东方文化在商周璀灿的青铜文化中,神秘怪异的动物纹饰及造型占有很大的比例,该特征一直持续到西周中期。这种装饰风格不仅是奴隶主贵族审美观的简单反映,更是一定社会思潮的影响在青铜器上的集中体现,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甘肃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出土青铜器的金相与成分分析

为探索先周时代以至西周初年周人的活动地域和陇东地区先周文化的发展历史,运用光学金相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能谱仪,对甘肃崇信于家湾出土的先周至西周早中期16件青铜器的金相组织、合金成分和制作工艺进行研究。发现有13件为低锡青铜,3件为高锡青铜;就制作材质而言,共有锡青铜5件,铅锡青铜8件,铅青铜、CuS- nPbAs四元合金和CuSnPbFe四元合金各1件;其中4件经热锻加工制成,12件为铸造加工制成。5件铜盆中的4件是目前经金相分析确认的最早的锻打成形青铜容器。本工作为甘肃地区先周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和青铜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信息。     

灵宝考古的新发现

近年来,在豫西灵宝县的一些地方,初次出土了一批商代青铜器,这是灵宝考古的新发现。这些商代青铜器的出土,不仅填补了地域上的空白,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比属于商代中期的郑州二里岗期青铜器稍晚,但又比属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的青铜器稍早,这是研究商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演变、发展和分期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现介绍于后:     

长清仙人台墓地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初步分析

长清仙人台墓地出土青铜器以铅锡青铜为主要材质类别。春秋早期至中期之初,仙人台M3、M2及M6青铜器的铅料与同期中原、汉淮地区一致;中期中段,仙人台M4青铜器开始应用来自长江中游的新的铅料,仍与中原各地基本同步。仙人台春秋诸墓见证了春秋青铜器的第一次铅料演替过程,并可确定新铅料的广泛应用始于仙人台M4阶段,对研究先秦金属流通模式及东周青铜器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的鸟纹

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鸟纹,我国文物考古学界一般认为约在殷墟时期的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陈公柔、张长寿两位先生在《殷周青铜容器上的鸟纹断代研究》一文中认为:“在殷商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容器上,迄今还没有发现过鸟纹。以鸟纹为青铜容器的装饰纹样大概最早是在殷墟时期。”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代表了我国文物考古学界对此问题的通常认识。但是在一些由考古发掘出的及部分传世的商代中期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具有鸟类特征的装饰纹样。这些纹饰均以鸟类的头部形象为主,其中以大而内卷的勾喙及鸟类的头部轮廓较为明确,它们并没有商代晚期以后青铜器上盛行的鸟纹那种完整的禽类体躯形象,或图案化的长条形体躯形象。就这一点而言,其作为鸟纹,形象是不完整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们没有被人们     

商晚期青铜工艺制作流程

我国青铜铸造工艺可上溯到夏朝,到商代晚期进入了制作技术的鼎盛繁荣时期,青铜器造型典雅、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被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东方青铜文化。商人是如何制作青铜器的呢?上古青铜器铸造技术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夏朝     

郑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之比较研究

东周青铜文化中关系密切的郑器和楚器的源头均是西周青铜文化。春秋中期后郑器进入成熟期 ,以华丽的风格异于周、晋为代表的中原地区青铜器 ,又以完善的青铜礼器组合 ,规整的器形异于楚器。春秋中期前楚器通过对郑器的借鉴 ,从器类、器型、组合、纹饰上吸收了较多中原青铜文化因素 ,并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春秋中期后 ,楚器自身体系确立 ,器物组合重视水器 ,装饰华丽。楚器的这些特性又反过来对郑器有所影响 ,并通过郑器将这些风格传播到整个中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