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唐宋间敦煌量制“石”、“斗”、“驮”、“秤”

“石”字既可表示容积单位,又可表示权衡单位。先秦至汉唐,“石”作为权衡单位,始终是1石=4钧=120斤,而其作为量制单位,始终是1石=1斛=10斗=100升。作为容积单位的“石”,与作为权衡单位的“石”绝不能混为一谈。唐前期,无论是敦煌,还是内地,皆未见“驮”作为量制或衡制单位的实例。吐蕃占领敦煌后带来了“驮”这个量制单位,1驮=2蕃石(20蕃斗)=1汉石(10汉斗)。当时敦煌地区,1秤=4斤。敦煌地区,除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制冠冕外,公私通用大升、大两制。     

再论秦汉的粮食计量制度——以“斗”“升”为中心

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赋税制度受唐两税法的影响,征收户税即“突税”与田亩税即“地子”。此外,“地子”可能也被称为“突税”。归义军政权承袭吐蕃统治,赋税制度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向民户征收“地子”即田亩税,征收的“地税”则从吐蕃时期的“突税”演变而来,其性质还是户税。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     

西魏-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史姓

敦煌遗书有一些关于“史姓”的记载,笔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考察,总结出在敦煌生活的史姓的一些特点：他们中有少数是从中原来的汉人,也可能有突厥人,大多则是从中亚史国来的粟特人;相对于敦煌粟特人的安、康、石等粟特姓氏来说,史姓的人数较少,势力较小;经过吐蕃时期的重要发展,到了归义军时期史姓终于发展成为一个略具规模的大族;归义军以后宋代粟特人已完全融入汉族社会,敦煌史姓族属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陆离与陆庆夫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一期撰文,从敦煌佛教对吐蕃的影响及吐蕃在敦煌释放唐朝战俘并与唐朝交好的举措;敦煌地区的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的联系;吐蕃统治下敦煌官方和民间对唐朝典制礼俗的保存与吸收：张仪潮起义与唐朝中央政权的关系四个方面研究了这段历史。     

三晋与东周王室、中山国、燕国量制问题研究

本文以记容器和量器等实物材料为基础,分别对战国时期三晋（韩、赵、魏）、东周王室、中山国和燕国的基本量制单位、量值和进制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各国家和地区的量制虽各有特点,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具体表现在相同的量制单位和量值,以及普遍存在两种量制标准同时并行的现象。其量制在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都比较稳定,似乎没有经历重大改革。而且它们与齐、邾、秦等多个诸侯国之间可能已建立统一量制标准,200毫升和2000毫升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用量值。这些情况反映出战国量制“异中有同”的整体特点。     

从吐蕃碑文和简牍看吐蕃职官制度的差异

吐蕃时期的资料从文献载体上大致可分为碑文、写本、简牍等文献,资料大致分两类,出土于吐蕃本土即传统的卫藏地区的文献、和出土于吐蕃控制的敦煌、新疆、米兰等西域的写本和简牍。相对而言,由于写本数量比较庞大、篇幅长、内容复杂,所以笔者就把敦煌藏文文献这一部分给刨除去了,所依据的资料是吐蕃时期的碑文文献和简牍文献,通过分析和比较出现于这两类文献中的官职名称,来看吐蕃王朝在吐蕃本土和吐蕃在向东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控制的地区实行的职官制度的区别,笔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比较两类文献,来看吐蕃实行的官职体系,笔者认为没有被碑文记载的一些官职体系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作为吐蕃时期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     

敦煌文人窦良骥生平考述

窦良骥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重要文人,敦煌写卷中保存有他的至少十篇(首)作品,主要以功德记(碑文)、邈真赞等实用性文章为主,是考证吐蕃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这一时期敦煌文学的代表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考证他的生平经历,并从中揭示出吐蕃统治下汉族文人的真实心态。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归义军政权的创建者——张议潮

归义军政权的创建者——张议潮●刘靖张议潮,甘肃敦煌（沙州）人,其父张谦逸,官至工部尚书。张议潮出生时,吐蕃已占领了敦煌。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吐蕃的残暴统治,在青少年时代便忧国爱民。他有感于吐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景象,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十分崇敬在平定“...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

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索氏家族研究刘雯索氏是汉晋隋唐时期敦煌大族之一。《索氏谱》名闻域内。①《续敦煌实录》收入索氏四十四人,可见其影响之大,从敦煌文书可知敦煌地区有索氏家族聚居的村庄索家庄。该家族在汉晋时期势力很大,已为人熟知;进入隋唐,尤其是吐蕃及归...     

敦煌寺院建置沿革考

本文主要讨论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建置与沿革情况,分四个时期:吐蕃初期、吐蕃后期、归义军前期和归义军后期。吐蕃初占沙州,始有九僧寺三尼寺正常运转,后来兴善寺、安国寺、禅定寺恢复启用。但是兴善寺、禅定寺不久被废置或者改额。吐蕃后期,新建永康寺、永寿寺、圣光寺。重启三界寺和净土寺,此时敦煌官寺有十三僧寺五尼寺。永康寺、永寿寺是以吐蕃僧人为主的寺院,随着吐蕃统治的瓦解,两寺消失不见。归义军前期的近百年时间,敦煌一直保持有十一僧寺五尼寺。曹氏归义军时期的显德年间始建显德寺,969年前建乾明寺。敦煌官寺至此再次达到十三僧寺五尼寺的规模。除官寺以外,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还有一些民间寺院,如灵树寺、奉唐寺、龙光寺、圣寿寺、法门寺、端严寺、大悲寺、大业寺等。这些民间寺院与上述官寺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由于材料的缺乏,很难得出定论,有待深入研究。总之,不同历史时期,敦煌寺院的数量不同。弄清每一时期寺院的存续与废置,对于研究敦煌佛教历史以及写卷断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

吐蕃占领敦煌（沙州）后，依其本部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完整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置过程中，吐蕃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实施了废乡设部落的政策，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其部落设置经历了3个阶段，设置了僧尼、道门亲表。行人、丝棉、下、上、中元、撩笼、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通颊等12个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下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在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浅谈吐蕃时期藏医中的汉地医术因素

藏医虽然是很早就发源于藏地的独立医药体系,但也不乏对相邻周边地区医药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尤其是汉地。在敦煌石窟中,曾就出土了一份汉文的《唐人写绘灸法图残卷》。《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后弘期藏族史料都也有从汉地引进历算和医药的记载。《西藏王臣记》讲到赤德祖赞时期,"自唐都京师翻译《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及少部分医药典籍。"(1)两位汉地公主入嫁吐蕃更是带去了汉地大量的医药著作和大批的医者。汉地医药对藏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对吐蕃医者、藏族医药典籍、藏医药物三方面。     

敦煌道教的世俗化之路--道教向具注历日的渗透

敦煌历日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历注中拥有丰富的道教内容;而在900年以后,道教内容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本文在整理、统计、归纳敦煌具注历日中宗教方术内容和辨析其是否属于道教范围的基础上,考察认为,道教对具注历日的渗透反映了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世俗化发展;敦煌具注历日是道教走向民众的桥梁;道教向历日的渗透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敦煌道教历史、敦煌民俗文化,认识道教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及诸多相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写本S.1438背《书仪》残卷与吐蕃占领沙州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S.1438背《书仪》残卷的作者是吐蕃占领敦煌初期的沙州都督索允,索氏为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大族。吐蕃在敦煌等地设置的都督源自突厥和唐朝职官,吐蕃沙州都督在793年之后开始设置,由当地汉人(包括当地粟特后裔)担任,为敦煌汉人担任的最高职务,主管民政,有正、副(大、小)二职,位居吐蕃人担任的敦煌乞利本(节儿论)、节儿监军之下。而英藏敦煌吐蕃文Fr.80号文书的作者则是S.1438背《书仪》残卷中记载的,在795年或796年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被镇压后由瓜州节度留后使派来的新节儿。     

浅谈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教育

普次在《西藏研究》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关于吐蕃时期教育的章。章根据现有的历史献资料,从内容和形式上对松赞干布时期的吐蕃教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吐蕃的官办“学校”教育始于松赞干布时期。章第一部分研究了吐蕃继承传统教育的情况,详细阐述了“仲”、“德乌”、“苯”三种藏民族早期教育形式的作用。章第二部分研究了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出现的新的教育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十分注重家庭教育;二是同周边国家、地区和民族派留学生;三是在吐蕃境内办“学校”。作认为这种新教育是在吸收周边民族的优秀化和吐蕃民众的自我发展意识提高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试析《吐蕃兵律》的产生年代

《吐蕃兵律》形制古旧、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一件出自敦煌蕃占时期,或自敦煌流传至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藏文文献,是目前所见历史最早、内容最具体、篇幅最长的吐蕃时期的军事文书,为研究吐蕃借鉴唐朝军事制度等提供了新材料。“战时禁止损毁佛殿等律例”的作用在于作战时期尽力保护佛教圣物,此律的颁布与吐蕃统治者倡扬佛法、遵奉佛教的历史息息相关。“琼(■)和库隆(■)的律例”中记载的人物信息可为写卷断代提供依据,“幻化王”为墀都松赞普,称其为祖父者为赤松德赞。文章通过分析这两类典型律例,认为《吐蕃兵律》极有可能是在赤松德赞时期制定,并以法定文书格式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