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

近年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王笛随着７０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关于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大多不是由美国的中国史专家而是由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使用的资料，运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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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美国总统访华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美国7位总统在任内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也标志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和自信。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中国大陆学者近年研究述评时殷弘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政治转变时期,也是美国对华干预达到空前规模的时期。在中国社会革命处于决定阶段和超级大国对抗迅速形成的双重背景下,当时的中美关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读《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

读《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５０）》罗志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的中美关系是最近一二十年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以美国的《外交史》（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Ｈｉｓｔｏｒｙ）杂志为例,该刊从创刊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４卷中,有...     

尼克松对华政策谋士──文龙传奇

在中美关系史上,一位美籍华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十七代后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政治外交顾问文龙先生。本文披露的是文龙先生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一段秘史。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先生打破历史的隔膜,应邀来到中国,与中国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7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迁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

论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阶段的中美关系,论述了中美关系从冷战到缓和,从接触和经济相互依赖到战略性竞争的阶段性变动过程,以及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波动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维度对美国华侨华人产生的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共人士掀起红色恐慌,"黄祸论"、"红色第五纵队"等排华舆论盛行,许多华人遭受无妄之灾。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建交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社会对华舆论逐渐缓和,华侨华人群体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在美"落地生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不断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名号,对华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影响着华侨华人在美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友好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但也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波动乃至交恶的受害者。中美关系的变动一直是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变量。     

和尼克松一起看体育表演

“文革”中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美国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新趋向--"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面向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的问题涉及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中美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文化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尤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美国外交也是与会代表们关注的一个主题,学者们在讨论中注重文化因素和思想意识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深化了对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及美国外交思想的认识。对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美国媒体和文化、美国移民和种族等领域有关问题的探讨,也反映了学者们在研究视角、方法和观点上的创新。     

80年代以来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

８０年代以来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述评肖军８０年代初期,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没有出现迅速扩大的势头,相反,“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进入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和有在中国实地考察经验的新一代年轻学者开始崭露头角。那些已颇有建树的中老年专家...     

迈克尔·韩德的治学路径及对我们的启发

迈克尔·H·韩德是美国外交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知名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到中美关系、美国外交等。韩德早期专注于中美关系研究,是美国学界知名的中美关系研究专家,同时在美国与亚洲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等方面也有造树。他的主要论著中既有微观实证,亦有宏观思考。其治学路径及研究视角值得国内美国外交史学人借鉴。     

跨界:芮恩施与中美关系的三种经历

在19世纪以降的中美关系史上,同时拥有学者、外交官和跨文化者三种身份经历者不乏其人,如卫三畏、柔克义和司徒雷登等人。由于时代的差异,芮恩施的三种身份经历显得与众不同。在中美关系史上,他的跨界经历是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学者从政的缩影。作为学者,芮恩施的学术思想为20世纪初美国远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他利用美国政治学会对中美关系施加学术影响;他利用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来处理一战时期处于危机中的中美关系,并因此陷入身份认同困境;作为跨文化者,芮恩施虽有促进中美沟通的良好愿望,但他是以美国强势文化的姿态来"帮助"中国的弱势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担任驻华公使前后,以芮恩施为代表的美国政治学会学者群体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并致力于建构一种带有浓厚学者气息的中美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芮恩施鼓吹的"平等"与"自由"等道德价值,实质上仍是代表美国强势文化的西方价值。     

埃德加·斯诺三次来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不仅是中国的朋友,也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推动者。1936年,斯诺前往苏区采访,开启了中共对美交流的大门。1960年,斯诺来华带回来了中国希望恢复与美国谈判的信号。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直接促进了中美的建交。斯诺的三次来华经历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中美关系,其本人也成为中美交流的使者,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鲍大可——中美之间一座特殊的桥梁

今年三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溘然长逝。四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在一次招待会上专诚向应邀出席的鲍夫人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对鲍大可为促进中美关系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使夫人和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鲍大可(A.Doak Barnett)的确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无论是在学术意义上发展美国的中国研究(这里“中国研究”主要是指对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况的研究,以别于传统的着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汉学”),还是在一般意义上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在政治意义上促进中美关系,他半个世纪以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与美国意图

关于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对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通常认为他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执行人之一,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与中国共产党结怨,从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恶化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抗战后期,美国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共是中国未来政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中共也积累起比较正面的印象;     

变化中的选择——中美关系与美台关系走向的离合

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失败后,撤退到台湾。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经过了一个从对抗到缓和的过程。杜鲁门总统支持台湾反对大陆,尼克松总统则逐渐改变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在尼克松及其继任者的努力下,中美关系逐渐融合。     

试评1945—1949年的美国对华政策

抗战胜利到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性年代,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期间,美国政府推行了怎样的对华政策?这项政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它留下了什么经验教训?这些就是本文试图进行探讨的问题。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正式结束。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战争结束前已经形成。对华政策从战时向战后的转变,是由于美国的在华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战     

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全球性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陷入了恐慌,美国公开宣布要使用一切办法来应对能源危机,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把目光转向此时开始出口石油的中国。而中国同时也需要美国的石油技术和设备。由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掣肘和既有双边关系的限制,中美双方石油贸易与技术合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尽管如此,这种合作还是起到了改善和提升中美关系的作用。1978年,中美围绕石油展开的贸易和技术合作走上快车道,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徐国琦著《中国与一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

徐国琦博士的《中国与一战：寻求新的民族认同与国际化》是新近美国学界采用国际史视角研究民初政治和北洋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现就职于美国Kalamazoo College历史系,从事中美关系及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研究,1980年代曾在南开大学师从杨生     

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的运用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起伏不断,可谓一波三折。通过分析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演变,我们发现,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除了国家利益外,还有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有强化的迹象。可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发挥着一种特殊而微妙的作用,是影响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是制约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