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至民初的江苏分省运动

<正>政区变动是国家政治谋略和地方行政治理的缩影。有清一代直到民国初年,江苏政区一直在调整。不论是清初的江南分省,还是光绪年间的苏淮分省,或是延续民国初年的江北改省运动,都体现出国家对江苏地区的重视。本文从国家解决苏常地区征缴效率问题切入,借助清季及民初的地方对设置职官的讨论和中央对职官调整,理清从江南分省、苏淮分省与江北改省运动的演变过程。一、财政职权重合导致清初江南分省清顺治二年(1645),清朝消灭南明弘光政权、攻占南京后,     

试论清末新政时期政区变革的几个问题

政区变革是清末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政区变革的得失是清末新政成败的一面镜子。本探讨清末新政时期的苏淮分省以及察哈尔、热河、绥远、西康建省问题,具体考察各种建省动议的前因后果,以期为观察清末乃至民初的相关政治变革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政区·官署·省会——清代省名含义辨析

清代地方高层政区是否有正式名称,公文中存在的大量省名的含义是什么,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本文首先梳理了清代各个时期法典的记载,发现这些法典均将地方高层政区称之为"省",说明"省"就是清代地方高层政区的正式名称。其次,指出公文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省名,清人已经说明这是对省级行政机构(衙门)的称呼。第三,说明清人也习惯将省城简称为省。清代将地方高层政区、省级行政机构、省会均称之为"省"。     

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

辛亥各省光复政权乃至民初政府的省制,多在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加以变通,共和制下如何确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省制成为关键。民初朝野舆论相持最久、困扰最多的省制方案与争论,不宜单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角度立论,还应考虑时人对国家统一的向往与对分裂的隐忧。中国历史文化中,分合与治乱兴衰紧密联系。省制模式中集权与分权、官治与自治的平衡取舍,既与民主、专制相关联,也与统一或分裂的抉择相始终。由于以省为地方自治层级范围过大,东西方各国无此先例,单一制与联邦制均不适合,民初省制因此成为本土国情与域外制度纠结甚深的焦点。这一难解的症结,或许仍将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

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魏光奇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全国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县自治财政。这种县自治财政,不仅是当时中国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当时地方自治所蕴含的中国行政体制近代化变革的积极意义。因此,...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明清时期“苗疆”土司与“流官”政区疆界纷争与化解——以黔楚蜀交界地区为例

明清黔、楚、蜀(今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区曾为"三不管"之地,民族构成复杂,相互间纷争不断,土司与流官政区之间疆界纷争时常发生。其直接结果导致不少流官政区辖地大为削减,对于当时县级或省级政区构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些甚至成为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面对不断升级的土司疆界争端,中央王朝及各级地方官府实施了阶段性的应对举措,映射出顺应"时势"之变化过程,并最终以"改土归流"作为化解彼此疆界纷争之根本方式。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吉林省道级政区行政体制述论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确立了省道县三级区划的地方行政制度。本文即以吉林省道级行政区为中心,考察了各道行政区划的变迁,各道公署组织结构及其职权的变革,以及道公署的运行体制,总结了道级政区行政体制的特点。     

乾隆初期安南北部的动乱与广西边境社会的治理

乾隆初期安南北部的动乱对广西边境地方社会造成冲击,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清廷决心在广西沿边地区进行一系列变革.这些变革措施包括边防、边贸、政区调整等方面的内容,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国土安全,还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边贸的发展,维护了商贩与边民的利益.透视这一历史过程对理解边疆治理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

13-18世纪金沙江以东的云、贵、川交界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产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变化趋势表现在: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一时期本地区地方部族力量的不断减弱与中央权力的逐渐加强是导致这些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从“直督之争”透视民初直隶地方议会的权能与地位

辛亥革命后,直督之争始终是直隶地方议会机构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的重要政争之一。直督之争的实质是在由集权政制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直隶地方议会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人事任免权的政治博弈。直督之争的结果说明,民初传统行政权力高于一切的政治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质的变化,议会也未取得应有的权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各省国税厅筹备处研究

各省设立国税厅筹备处是民初北京政府恢复财政秩序,解决竭蹶财局,同时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尽管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阻碍,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中期多已初具规模,各项税收交接与整理事宜亦在有序进行。赣宁之役后,随着国税厅筹备处职权的扩充,各省国税整理取得相当进展,其权限问题却愈发凸显。焦灼的财政状况与成效甚微的制度建设使北京政府很快转向晚清的摊派思路,在全面规复旧额的前提下对各省实行包办,无形中却促使省集权得到巩固。于革命更始之际的此一财政改革成为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     

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变迁述略

1912年至1928年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本文试对北洋政府时期吉林省行政区划即道级政区和县级政区的变迁及其原因作一论述。     

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格局及其边界形态

光绪末期,奉天内部的行政区划调整趋于频繁。奉天、锦州二府作为关东门户,是东北开发最成熟的地域单元。在陪都地位弱化、省制推行、地方基层治理、晚清通商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清末奉天、锦州二府的县级政区升级两例,新设府级政区两个,新设县级政区七个,裁撤县级政区一个,县制进一步扩展,新设政区的空间划分模式主要采取"县内分家"。总体上奉天、锦州两府的县级政区边界呈现出较强的历史继承性,边界变动主要源于析置新县,"山川形便"与柳条边的走向是影响边界形态的主要因素。此外,局部存有的少许犬牙之地也使边界格局增添了些许复杂性,影响了政区空间的生成过程与结构。基于编绘《清史地图集·奉天图》的经验,复原宣统三年奉天、锦州两府县级政区边界的空间形态,有助于完善关于县制政区结构体系的认识。     

西汉存在“太常郡”吗?——西汉政区研究视野下与太常相关的几个问题

西汉时代的太常因一度管辖陵邑而兼具民政的职能,以往学界认为太常已具备行政区划的某些特征.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解读,集中探讨西汉政区研究领域中,与“太常”相关的三个问题,指出西汉并不存在“太常郡”的称谓;太常管辖陵邑始于高帝时期,长陵邑的设置约在高帝九年;西汉的太常既不具有明确的辖域,也不具有管理地方政务的完备官员建制,只是一个具有部分民政职能的中央官署,不应视为郡级政区而加以讨论.     

清末民初奉天省县政改革述论

清末民初,奉天省对县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县公署组织结构的调整,设置管理财务、教育、治安等其他行政机构。这些改革建立和完善了县级政区的行政体制,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县政改革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奉天地方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