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执教资格的产生与演进

通行执教资格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所享有的核心学术特权之一.然而,它的起源在大学之外,更出现于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前,其前身为教会颁发给教师的执教资格.大学出现之后,通行执教资格被教宗授予了大学,大学教师由此可以在各大学之间自由流动.这既是大学教师共同体为争取学术自治而抗争得来的成果,也是教廷控制中世纪大学的一种手段.而从其结果上看,通行执教资格与中世纪大学之间相互推动了对方的发展.     

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现代大学的直接渊源。在被人们习惯称作"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却产生了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大学,所以西欧中世纪大学从它存在的那一刻起就和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主要从大学的基督教起源、神学对大学的桎梏及教会对大学领导权的争夺三个方面来论述基督教对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影响,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它们,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大学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自由权之内涵探微

学术自由权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同时也得到了相关国家公约的肯认。学术自由权的主体应当是一切从事学术活动的人,而不仅仅限于教师、大学等特殊主体,其内容包括研究自由、讲学自由、学习自由、国家的学术促进义务以及大学自治。     

闻一多与李小缘往来尺牍九通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是教会大学系统内一个比较有名的学术机构,与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和华西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有密切的关系.     

12—13世纪法国南部市民异端产生的社会条件

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在基督教神权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几乎一切有害于封建教会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运动,都被加上“异端”的罪名而受到教会封建势力的镇压和迫害。在中世纪早期,被斥为异端者,往往是教会中致力于改革的神职人员。随着基督教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成为正统和秩序的象征,所谓“异端”也日益跳出教义争端的“学术”范围,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群众组织形式,或成为封建主用以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反教会、反僧侣色彩也日益鲜明。与此同时,教会对“异端”的排斥和迫害也变本加厉,以至于那些在从事科学研究中触及了神学“禁区”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也往往被打成“异端”而遭受灭顶之灾。     

书讯

正汪洪亮著《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由中华书局2020年1月出版。全书包括六章和绪论、结论,共28万余字。该书梳理了华西坝五所教会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与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学人同舟共济的协作历程与同气相求的合作渊源;从时、空、人三个维度,立体呈现抗战时期大后方学术社会的生活图景和华西坝边疆学术的历程及成果,评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法科存废之争

民国新立,在政制急速调整之下,大学学制亦变动不居,反映了国人再造大学迫切而游移不定的心态。1917年,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决定停办法科,只保留文、理两科。此举遭致各方强烈反对,甚至激起学潮,并引发一场波及海内外的大讨论。学理与技术能否并存,应注重学理、专事学问,抑或务求实用、经世致用?分科应求全务广、综合共通,还是有所取舍、学术各为建制?这些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究其根源,蔡元培的思想根植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学术自由价值观,以研究为再造大学之急务,以争取学术自由及"为学问而学问"为旨趣,创生新文化与造成新学风,以引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同时,学术分校也属因应社会纷争策略上的考虑。     

《抗战建国与边疆学术:华西坝教会五大学的边疆研究》出版

正汪洪亮著,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28.2万字,68元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导致高等教育与学术地图的显著变化。既有研究大多关注西南联大、西北联大,而对成都华西坝教会五大学(包括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和内迁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个曾被称为"华西联合大学"的办学联合体则较少措意。出于"抗战建国"须认识边疆之迫切需要,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1935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全国各学科之顶尖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中央研究院真正具有了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之学术权威.首届评议会评议员皆为国内各学科成就突出的学者,其学科范围包括了中央研究院所研究之所有科目.这样的特点,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科上的全面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从评议会成立后之历届年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根据相关规则,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决策中央研究院及国家学术发展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均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央研究院通过建立和完善评议会制度,真正实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所赋予其之"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使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体制化.     

高效课堂对初中历史教学导向的研究

高效课堂本质是教师教学观、学生学习观的彻底转变。其研究,实质上经历了一个从研究学生—改变教师—模式导向—学校科学管理的过程,即教育要给学生和老师都创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机制,不同程度给给学生和老师思想的自由,情感的自由,创新的自由。从而促进学生的茁壮成长,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实现教师快乐、幸福的职业生涯。     

联邦德国“68运动”与高校管理体制变革——以西柏林自由大学为中心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由于年青一代价值观的变迁、"教育灾难"的日益深重以及新左派的崛起和推动,教授独揽大权的传统高校管理体制成为引发西柏林自由大学学生抗议、进而造成联邦德国"68运动"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在"68运动"期间,为了彻底废除教授对学校事务的控制权,进一步推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西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的左派学生不仅创办了"对立大学",还要求将校内不同群体的对等共决制度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68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助教等弱势群体在高校中的地位,促进了联邦德国的高校由"教授大学"向"群体大学"的转变。但与此同时,由于其激进的斗争目标和手段难以在高校内获得广大师生的支持,这场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教授在高校管理体制中的核心地位。     

论西欧中世纪大学与城市的关系

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对当时社会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大学一般都坐落于城市当中,因此,大学与城市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大学与城市在相互包容中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     

《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

正《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是由中国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共同编著,文物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发行。本书在中国出版中文版本,在日本出版日文版本,主要以分布调查、测量、考古发掘、壁画的保护与研究为主要内容,分为资料篇和研究篇两大部分,同时将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掘报告以附录形式收入。本书是始于2002年的"日中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研究项目",是继"日中友好龟兹千佛洞修复保护项目"及"日中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之后,日中合作完成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对处     

“12世纪文艺复兴”概念发展史:从让-雅克·安培到查尔斯·哈斯金斯

受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法国学者让-雅克·安托万·安培在19世纪40年代最早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在雅各布·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刺激下,埃米尔·格巴尔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并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19世纪末,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采取实证研究路径,以中世纪大学为切入点丰富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内涵。到20世纪初期,学界已广泛接受了"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美国学界承袭并发展了欧洲学界关于"12世纪文艺复兴"的阐述,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则最终使其完全成型。对这一学说发展史的考察,不仅能反映19世纪中后期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与学术研究的纠葛,也能呈现中世纪研究在西欧和美国的早期专业化、系统化的进程。     

五位投身中国抗战的燕京大学外籍教师

正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是该校首任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北平,高校纷纷南迁,而燕京大学一度以独特的"孤岛"方式保留下来。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居多,他们中的斯诺、林迈可、班威廉、夏仁德、赖朴吾等人,利用欧美等外籍教师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身份,支持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战前中国大学教师薪俸制度及其实际状况的考察

民国时期,教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职业群体,其规模已相当可观。教师薪俸的高低无疑是衡量其生存状况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及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本文以代表知识分子主体的大学教师作为考察对象,围绕大学教师薪俸制度的演变及各类大学教师薪俸的实际状况,对战前大学教师薪俸状况予以比较,认为薪俸差异悬殊是这一时期大学教师薪俸最显著的特点。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与当时各类大学教育经费的来源途径有关。大学教师之间的这种薪俸级差并非完全是教师学历、学识和资格的反映,而是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合理性。     

傅斯年的大学理念及大学研究所构想

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者,当数其对德国讲座制度的阐释及对大学设置研究所之构想。大学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中心,更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大学教育应当以学术教育为中心,其理想的大学应当是德国研究型的大学。故傅斯年反对在大学中实行年级制,主张实施选课制度。除了实行选课制度和讲座制度之外,傅斯年主张大学应该创办研究所。大学研究所与专业研究所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为大学师生共同研究的性质,是大学教授指导学生共同研究的学术机构,包含着研学相长之意;后者则是专业研究员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无需学生参与。傅斯年的大学研究院设想,基本上是接受和效仿德国讲座制度和研究所制度而来的,与当时教育部仿效美国大学体制而设立研究生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傅斯年主张大学以讲座制度为基础自然形成专科研究所,进而建成研究型大学。这种认识,直到他主持台湾大学时仍然没有改变。     

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养成

学术研究的市场化和实用化导向日益明显,彰显了市场经济对学术的明显影响。我们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初的那点理想主义精神几乎被市场经济一扫而光。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还相当薄弱,除了商品经济这一因素的影响外,还与研究生教学的薄弱、功利化的学术评价体系以及不大讲问题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加强学术管理的学术导向,在学术评价中更大范围地引入同行评议制度,引导学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以增加问题意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作出原创性的发现。     

《六朝研究》征稿启事

<正>《六朝研究》辑刊(半年刊)是由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和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中国东晋博物馆)联合主办、《六朝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专业学术刊物。本刊以繁荣学术研究、促进学术交流为宗旨,力图将其办成高起点、国际化的学术辑刊,努力成为推进六朝研究的平台。现设有"六朝史论""考古发现""六朝政治""六朝都市""六朝经济""六朝艺术""六《《六朝研究》辑刊所和所和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中国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专业学术刊本刊以繁荣学术研究、促国际化的学术辑刊,努力成论""考古发现""六朝政治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当前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中的一些认识问题、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主要观点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宣传是相辅相成的。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工作和必要前提;华人研究不应该以中国社会为中心,而应该以海外华人社会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摆脱功利主义的考量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坚持理性思考的科学精神;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有宽松的氛围、宽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