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既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中日郑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出人意料地为中日复交后的日本朝野右翼所沿袭,继续干扰两岸统一和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就迄今尚未系统梳理的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纵向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今天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政策源头和来龙去脉,不无裨益.     

抗战前国民政府农村土地政策评析——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农村土地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维护农村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国民政府试图对土地政策进行适度调整。文章以湖北省为中心对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从缘起、内容、实施及绩效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一直重视土地问题,并且有贯穿始终的土地政策。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始终是民国土地政策的纲领和核心。国民政府兴办利用合作社,试图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创办集体农场,鼓励大农经营,试图地尽其用,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国民政府推动土地改革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维护政权稳定和获得民众认可的政治目标,这与地方政府着眼于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解决其财政拮据的经济目标相冲突,结果导致土地政策绩效极不理想,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土地利用状况也不理想。     

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下的外交畸形——关于汪伪驻日使领馆实态的考察

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两国外交关系处于"特殊"时期。中国政府1938年1月与日本断交之后,汪精卫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成立,日本政府迟至11月30日才对此予以承认,双方随后建立起了一种"畸形"的外交关系。期间的汪伪政府驻日使领馆,既是这一"畸形"关系之下的产物,又是我们研究汪日"特殊"关系的标本。本文主要依据日本东洋文库所藏汪伪大使馆的有关档案,对于中日战争后期汪伪使领馆的实态进行一些简略的考察。从编制和经费上看,其重上而轻下;从日常工作上看,其重虚务而轻实务;在最为重要的侨务工作上,其无意又无力;期间,并伴随着其人事变动之快和工作效率之慢。作为战时中日"特殊"关系之下的一个怪胎,汪伪驻日使领馆的这种先天缺陷、后天不足的"畸形"实态,亦终将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而破产。     

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国立大学类似,浙江大学在其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教育经费短缺与拖欠,校长频繁更迭,教师索薪罢教,学生运动迭起。浙大历任校长皆试图解决各种问题。在其经费、校长人选、学潮等问题的产生及应对过程中,除校方的种种努力外,也可以看到国立大学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浙籍官员对于浙大事务多有插手。浙大为解决自身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也设法与蒋介石等联系,以争取自身利益,甚至试图影响国民政府的某些高等教育政策。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 2 0世纪初 ,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 ,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 ,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 ,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 ,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 ,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 ,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 ,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公共交通与城市人口析论——以抗战前上海电车业为基点的考察

抗战前夕,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和经济中心。作为彼时城市化进程重要动因和公共交通核心的电车事业,不仅保证了上海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转,更与城市人口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电车事业与城市人口相依发展,使近代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更形加速,亦投射出近代中国城市向现代递嬗的独特掠影。     

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整军备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筹设中央马政机构、制订计划、整顿军牧场、筹建种马牧场和培养人才等措施推进马政建设,这是中国借鉴国外模式长远规划马政的开始。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马政设施已略具雏形,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外敌入侵和国内政治环境,致使国民政府马政推进受到严重干扰,战时军马补充困难。     

笔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试论抗战前的民间防空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开始加强民间防空以减少国防力量的损失,如健全民防机构、培育民防人才、建立民防组织,且组织防空展览和举行防空演习.这些有限的民防建设在当时中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发展的确不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初期减少国力损失做出了积极贡献,保留了民族复兴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溥仪和日本的关系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是清朝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的风暴赶下皇帝宝座。他虽然退位,但是仍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妄图复辟大清王朝,恢复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千方百计地在我国寻找为其服务的代理人。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九·一八”事变前,溥仪终于和日本勾结在一起,成为日本的又一个利用工具。本文将通过对溥仪与日本这种勾结关系发展过程的阐述,分析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1世纪的中日两国存在着更直接的共同利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和经济大国日本共为利益相关的东西邻国,这就是思考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出发点,无论从经济方面看,还是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威胁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责任重大,理应做出贡献,中日关系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发展的分水岭。二战前,澳英传统关系以及大英帝国的保护意识使澳大利亚外交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外交格局。澳苏建交是这一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澳苏关系的正常化既是两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站在战略的高度去审视双边关系并为之做出不懈努力的结果,又是英苏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善的体现。澳苏建交反映了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始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线索和动力,同时也说明了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微妙。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国民外交”背景下的中苏建交谈判（1923-1924）

1923-1924年间,苏联派出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中俄两国恢复邦交进行谈判,双方最终订立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等处理两国外交关系的系列文件,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加拉罕提出的以“中国人民”为外交对象的举措虽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的正常程序,但恰符合当时中国各界民众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从激进到保守的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使本来处境艰难的北京政府不得不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氛围下进行外交谈判。要了解这一谈判的动态过程,就需要回到当时的报刊资料之中,重建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形成的特殊政治氛围,并考察这一氛围对外交谈判的影响。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日政治三原则 ,为后来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并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与此同时 ,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也为消除这一障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变化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的变化,一是形成以自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权,并未真正出现一个与自民党相抗衡的政党;二是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对立消失,日趋保守化。加之冷战后政党在外交决策中作用的加强等因素的影响,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