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间珍藏家谱提要

本文所言民间珍藏家谱,指我们在搜集、整理、研究谱牒学的过程中,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所搜集到的家谱.凡四十种,均为各家族修谱或续谱的抄本.     

清代边疆开发不平衡性:一个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的考察

谱牒、口碑等资料的学术价值早已为人们所周知。清末钟琦说：“陇蜀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①清代家谱编纂具有地区不平衡的特征,东北、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谱牒资料十分有限,这样,我们利用谱牒等资料来研究清代移民问题时遇到的诸多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现象多姿多彩,历史创造的主体有血有肉。清代边疆移民各自的家庭背景、迁移动机、迁移经历、迁移效果如何,都值得我们予以深刻的观照和仔细的审视。清代边疆移民既折射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又影响着…     

试论民国时期广东家谱的编修特点

家谱作为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初就已开始受到新思潮的冲击,但家谱的编修并未因此停止.民国时期家谱的编修仍不绝如缕,广东地区的修谱活动就十分活跃.骆伟先生编著的《岭南族谱撷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收录了海内外各主要公藏单位所藏岭南籍姓氏谱牒2332种,179姓,其中民国时期的谱牒有近700种,约119姓.     

谱牒文化及其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

<正>谱牒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谱牒文化研究,充分认识谱牒文化的历史和现实价值,积极推动谱牒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于传承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促进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一、谱牒文化及其重要价值谱牒是记载家族世系的书籍,俗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家传等。以谱牒编纂、收藏保存和研究     

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谱学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该时期徽州地区家谱编修较前代更为频繁，内容与体例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家谱的创修与续修 明代徽州家谱的名称繁多，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谓。从中国谱牒发展的历史看，宋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     

志鉴编纂与利用分离现象的原因及对策

在各地首届新方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基本完成后,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陆续编纂出版地方综合性年鉴,为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稳定续志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志书、年鉴的作用,如何解决志鉴编纂与利用“分离“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分离“之一:部分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偏颇,志鉴编纂与利用脱节,重编纂,轻利用。在“言必谈政绩,行必为政绩“的思想支配下,认为完成志鉴编纂     

中国族谱地区存量与成因

中国族谱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与正史、方志构成中国古代史籍的三大支柱,而且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为其它文献所不能比拟.然而,各地区纂修的族谱数量极不平衡,留存于今的中国族谱,江、浙、皖、湘等地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本文以历史人口为切入点,分析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其根本原因,同时,各地的谱牒文化及修谱机制等方面的落差,也是导致族谱数量悬殊的重要因素.     

清乾隆朝谱禁与徽州宗谱之重修实践

清乾隆朝谱禁是中国谱牒编修史上的一件大事,源于清初的文字狱,出于统治者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需要。从各地犯禁案例和徽州宗谱的重修实践来看,谱禁政策的执行力度各地存在差异,宗族的实际做法也有区别。谱禁政策对民间修谱进行了强烈干预,一段时间内对谱牒的编修时间、编修世次,尤其是编修体例产生了很大影响。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失真失实的内容以及并不符合传统道德准则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治,对提高谱牒的质量具有一定的作用。谱禁政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等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     

志书社会部类编纂如何适应新形势的几点思考

志书记述人类的社会活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侧重点。清代以前的旧志,受"为帝王将相做谱牒"的传统史学影响,偏重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和为了彰显新方志与旧志的不同,志书编纂过于强调经济部类。在关注民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部类的编纂应趋向重视和更为全面。对于社会部类所涉及领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社会部类编纂者应按存史的要求增加记述内容,应从科学性的角度提高编纂质量。     

汪道昆的谱本宗与宗法收族理论

徽州为明清宗族制度发达地区,这也是徽州士大夫文人宗法制度庶民化努力的结果。宗法制度庶民化并不仅仅是宗法制度贯彻实践的问题,也包含士大夫文人对民间宗族建设活动的宗法理论解释。汪道昆的谱本宗主张及其修谱活动就是建立在民间宗族的祖先谱系文化基础之上,反映了世家大族的独立性追求与以村落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其强调的亲亲收族是对谱本宗活动的宗法理论新解释,民间宗族建设实践推动了宗法制度的庶民化发展。     

王袆的谱牒思想

谱牒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编修体例上,由"谱"和"牒"来共同组成。王袆认为家乘谱牒兴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务于门阀豪族;宋朝时期高度发展,以欧阳修和苏洵为著名。在对谱牒的评价上,王袆认为谱牒可以实现继承宗法制意志、维持等级关系,尊祖敬宗和教化人心的作用。     

编修族谱刍议

编修族谱刍议黎其强编者按：编修族谱,目前又在民间兴起。对此社会现象如何认识,是该禁止,是宜引导,地方志部门如何对特,黎兵强同志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和设想。现刊出供大家研讨。当前,各地在编纂地方志的同时,民间正在自发地悄然兴起一股编修族谱的热潮。笔者所在县...     

民间谱牒在地方志中的应用

民间谱牒在地方志中的应用浙江省永嘉县地方志办公室张宗钦编修地方志的资料来源，有各部门、单位积存的材料，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资料，以及实地调查考察所得的文字资料、口碑资料和实物资料。同时，民间谱牒保存着丰富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也是编修地方志...     

氏族、族谱和谱学、谱例

我国谱牒之书,起源甚早。所知最早的书有《世本》,《尚书》集“世纪”,《礼》“大传”有大宗、小宗。《史记》集三代以前世系作“五帝系牒”,汉扬雄纂《家牒》,又有私家编纂的家谱。其后有设官掌管总谱、州谱、郡谱称“簿籍”。六朝时就产生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至北宋又产生了编纂家谱的纂例。我们要了解这门悠久广博的学识,必先从考查氏族由来开始。     

明代苏州宗族形态探研

明人追求通过修谱与祠祭表达祖先崇拜和宗族共同体的意识。明人的祖先祭祀,依据祭祖地点,可以划分为墓祭、家祭、祠祭。娄坚《徐氏宗谱序》分析了明代江南故家大族与谱牒不盛的问题,认为吴人不能聚族在于习俗的鄙、奢所造成的,强调通过宗族建设移风易俗。明代族谱更加盛行,表现出强烈的以谱法接济宗法的观念。苏州士大夫发扬光大了宋代范仲淹设置义田、义庄的传统,以此赡族进行宗族建设,官府倡导并保护义田与义庄,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区宗族形态的特色。明代苏州处于宗族组织化的新阶段。     

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

本文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由一位渔民精英保存并继续"生产"的一批民间文献,重点探讨两修《张氏宗谱》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原因。"四林"张氏在道光年间拟制出源远流长的谱系,且以诗书传家人才辈出自诩。到1946年修谱时才有条件地把"三张"渔民世系收为大房,折射出光复之后地方家族势力的新举措,并可能借此为选举县参议员拉票。1988年再次修谱,"三张"渔民成为倡导者和骨干,并将捕捞区域图附入新谱,借此反映渔民的焦虑和利益诉求,张氏宗谱明显"渔民化"。由此反映民间文献也有其不断"生产"和更新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更为频繁,故宜作"短时段"划分,对民国地方史料作更确切的把握和解释。     

志书述而有作之我见

有人认为,志书客观真实地记载一地地情,具有资料性,应该坚持“述而不作”;也有人认为,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载一地地情,具有著述性,必须“述而有作”。志书编纂究竟坚持“述而不作”,还是采取“述而有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方志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目前,全国二轮新志编修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故有必要议之。笔者不揣浅陋,就此问题谈点看法。     

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

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和宗族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江南望族重建宗族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战乱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掀起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续修族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修谱广告内容丰富,尤以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通讯地址、谱局和落款等内容为主。虽然在近代化早期,由于战争影响和报纸阅读群体的限制,致使短期内修谱动员效果不佳,但从长时段来看,仍有不少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修谱任务。     

第二轮修志应重视调查资料的搜集与运用

本文根据当前资料搜集与运用的现状及问题,广西旧志及第一轮新方志编纂的实践经验,认为搜集调查资料是第二轮修志提高资料质量的突破口,并对如何采集和运用调查资料提出建议。     

清代以来徽州家族修谱谱局管理模式研究

清代以来徽州家族的自然裂变,主要表现在家族内房户规模和外迁范围的扩大,给徽州家族家谱修纂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家谱内容的扩容,大宗家谱的盛行和清代以来乾嘉学派的影响更是增大了徽州家族家谱的编纂难度。面对复杂的修谱环境,清代以来的徽州家族适时作出改变,在家谱修纂过程中增加必要的纂修和辅助人员。与此同时,纂修家谱的费用不断攀升,也促使徽州家族加强对修谱资金的管理。在这些背景影响下,徽州家族逐步采取了谱局这一族内集体修纂家谱的新形式。通过对其管理模式的研究,能够从另一角度管窥清代以来徽州家谱文本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