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

1934年我15岁时,经人介绍到程汝怀家中做杂事。当时,他家住在汉口府南一路德义里1号,他本人担任湖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兼黄安县长,驻在黄安。我先在他家做杂事,后跟随他当卫士直至解放前离开,对他有所了解。     

儿子考试不上心 父亲考场外苦守

前两天,武汉市举行全高三年级2月调考。为让孩子认真对待高考前的练兵,王师傅坚持送考陪考。一连两日,他都坐在孩子就读的湖大附中门前,有时踱踱步,朝校园里张望。     

忆父亲章伯钧与翦伯赞的交往（上）

1942年秋,我出生在重庆北碚李子坝的半山新村。新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每幢可安置两家。第一幢里,一号住的是庄明远,二号住的是邓初民。第二幢内,三号住的是我们全家,四号住的是翦伯赞夫妇。所以,章、翦两家是紧挨着的邻居。     

遵义郑珍望山堂胜迹兴废记

郑子尹,名珍,号柴翁,生干遵义县西大旺里,幼随父母迁居县东沙滩,受学于舅家,得其外祖父黎安理及舅父雪楼的教诲,应试得拔灵生,后中乡举,屡试礼部不第,历任古州（今榕江县）、镇远、荔波县学训导。郑氏一生,后住的地方,最长的是遵义禹门乡文湾与子午山（望山堂）,两地相距仅三里,下面分别叙述：1、审清初居郑子尹是13岁时,因西乡大旺里的祖居大家庭,家道衰落,环境恶劣,他的父母带着他们姊弟等全家迁居到禹门乡,地名湾,（据他定名为的本字,尧子速）距沙滩黎氏的故居约三里,原为黎氏旧时设私塾用的村居,他自嘉庆二十四…     

我与“武生泰斗”厉慧良的40年交往

回忆起慧良与我的交往,已经整整40年了。我是1955年看他的戏,并与他结交的。那次他在北京演出了一段时间,我是每场必看,并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慧良的文章。有一天,慧良来看我,那时我住张自忠路3号人民大学宿舍,五层楼上。慧良来畅谈甚久,他向我提出了一     

新闻生涯，精彩一页--张友鸾与上海《立报》的创办

报界名宿张友鸾是我的恩师，抗战胜利后，他由重庆回南京复刊《南京人报》，社址在太平路136号，报社日常办公则设在文昌里4号一栋三层西式楼房。一楼是单身汉宿舍兼饭厅，我当时跟随恩师办报，也住一楼。二楼办公，三楼是张友鸾全家9口居住。他们全家和我们同一锅咸淡，共一碗酸甜。     

我的家与人民政协

正我出生在一个有着厚重政协情结和统战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伯祖父闻一多先生是著名诗人、民主斗士和民盟早期负责人;祖父闻钧天(字一尊)是国民党早期党员,武汉市文史馆馆员,武汉画院首任名誉院长,武汉市第二、四、五、六届政协委员;伯父闻立斗系武汉市神经内科的学术带头人,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原主任、教授,武汉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家父闻立圣,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武汉市第九届政协委员,曾获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并     

旧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的《悔过书》

旧上海大名鼎鼎、显赫一时的青帮大亨黄金荣,在上海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向中共军管会呈交“悔过书”。当时,黄金荣已经八十四岁,已从他在八仙桥韵培里旧居迁至龙门路。悔过书系由黄金荣口述,请人代笔,经本人亲笔签名并盖章。两年后黄病故于上海。原件存上海档案馆。悔过书全文如下：我姓黄,名金荣,又名锦馆,上海人,今年八十四岁,住龙门路一四五弄一号。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十七岁到城隍如姊夫开设的核书店里学生意,二十岁满师,五年后,考进前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打听,那时候觉得做校书师傅没出息,做包打听有出息。现在…     

我叫"活着欢"(二十五)

二十八、住在豪华宾馆写作用阿Q的话说,“我也阔过”。我搞写作一旦有了机会也能“吃香喝辣”,住进高级得叫人不敢想的地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我也曾在一个部队高级干部疗养院里的军以上干部用的一幢小楼里住过两个月,一般人敢想吗?那地方当年叫武汉部队156医院。因为武汉市说唱团的书记柳华珍的女儿邝云辉在那     

被授予“汉剧表演艺术大师”

在我的心目中,艺术是高于一切的.我的艺术成就得到了社会承认,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是武汉市第六、七、八届政协副主席. 1988年是我在汉剧舞台上辛勤耕耘的第六十个年头,10月21日,武汉市为我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和政府率先在湖北省授予我“汉剧表演艺术大师”的光荣称号.     

暗室微光

正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母亲领着我,给我介绍了个照相师傅,让我跟他学摄影,好让我学个技术,将来能有口饭吃。照相师傅是村子里的一个能人,他会照相,在县城开了一家照相馆。在村民的眼里,他很了不起,许多人想跟他学照相,他都不收。他能收下我当学徒,我一下子成了村子里许多年轻后生十分羡慕的人。师傅拿出一架海鸥120照相机,说道,学摄影,首先要掌握摄影的基本知识,例如,光圈、焦距、速度、采光等等。最后,还要学会在暗室里冲洗胶卷。在     

愿做青山的一根绿竹

人物名片:刘进波,青山区政协委员、湖北鑫正扬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民建青山区工委副主委、青山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武汉市第五届政法机关执法监督员. 一个天高云清的日子,江水悠悠,诗人乘着船,溯江而上.转过一个弯,"武昌在前头",他却逡巡不前,只因"为爱青山矶,且对青山住".这是五百年前的青山,她秀丽的身姿引人流连、入诗入...     

新洲区辛亥名人荟萃

一、钟鼎钟鼎(1885—1952),字分洲,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在私塾就读,学业渐进。不久父逝,中途辍学,16岁到本地肖家桥陶质哉药店当学徒。他不甘心于苦守田园     

暗室微光

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母亲领着我,给我介绍了个照相师傅,让我跟他学摄影,好让我学个技术,将来能有口饭吃。 照相师傅是村子里的一个能人,他会照相,在县城开了一家照相馆。在村民的眼里,他很了不起,许多人想跟他学照相,他都不收。他能收下我当学徒,我—下子成了村子里许多年轻后生十分羡慕的人。     

我那被家庭成分“判了死刑”的恋情

他是军人。1960年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小战士,而我也只是一个还在念书的小姑娘。那时他才参军不久,在贵州军区卫生营当了个小毛毛兵。上级派他们来我就读的八一学校帮助我们学生作体检,所以他就认识了同在八一学校当教师的我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我母亲的宿舍里,那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个面容清秀的兵哥哥坐在我家对着门的写字台旁边,看见我进去他面带羞涩地笑了一下,我妈让我叫他“叔叔”,这让我很不服气。     

“白崇禧是手,李宗仁只是手套”

1952年秋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到父亲刘斐的寓所去看他(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兼水利部部长,住汉口六合路四号)。他在客厅一见到我就说:“今天,我要请两位路过汉口的老朋友吃饭,你替我招待一下。”     

别的时间

去年秋天的某个傍晚,我在森林里遇到一个提着热水瓶准备爬5个多小时山路回家的少年。他穿一双米色胶底球鞋,看上去沉默寡言。我很好奇,他怎么能住被阿水浇烂的深山泥地里走路而不弄脏球鞋,而我每走一步,小腿都会深深陷进泥土里。更让我好奇的足,有人会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独自爬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家,他没有随身听和手电筒,只有一个热水瓶。     

保卫毛主席游湘江

毛主席对游泳的兴趣一直十分浓厚,早在他就读第一师范时,湘江就是他大显身手的地方。解放后毛主席回湖南视察工作时,又多次畅游过湘江。由于我当时任长沙市公安局原水上分局派出所所长,所以在毛主席50年代4次畅游湘江时,我都是按上级命令以一个划工和工作人员的身份,组织公安号汽艇和木划子,围绕在主席身边,担负着贴身的安全保卫工作。     

胡忠信 我的老板是上帝

民主政治须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人性本恶,只有用完备的法律把怪兽的手脚绑住“我是台湾第一个专职的政治评论员,”53岁的胡忠信颇为这个身份自得。不能与这位台湾名嘴做面对面的访问实在是种遗憾,电话里他妙语连连,时而响起爽朗豪放的大笑,最具标志性的当然是那些一路遗洒的“书袋”,博闻强记的他三五句必用“典”,李普曼、杰菲逊、歌德都被他呼来为自由与正义站脚助威。     

忆戏剧艺术家余上沅

我国早期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余上沅先生逝世已经２０多年了。笔者和余上玩是邻居,对他的生前事了解较多,现综述于后。 上沅是湖北沙市人。１８９７年生,自幼爱好文艺,醉心戏剧。１９２０年就读北大,专攻西洋文学,１９２３年和梁实秋等赴美进修。两年后回国。他曾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我为什么要学戏剧？》的文章,叙述自己学戏剧的缘由：“许多朋友很疑惑为什么我要学戏？其实这也用不着详细解释,简单一句话：因为我爱‘她’。我在武昌念书时对政治的兴趣非常浓厚。……谁知一到政治中心的北京,我反而和文学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