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圣历二年《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的文献价值

2014年发现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刻于武周圣历二年(699)二月十五日,是目前所见完整《陀罗尼经》幢中时间最早者。《陀罗尼经》在唐代有多个译本,并以出现石刻经幢的形制在全国各地广泛流布。经对勘发现,文水县圣历二年经幢所刻《陀罗尼经》的译本,是唐《开元释教录》中所记佛陀波利译本之别本——即佛陀波利、顺贞等所译经与地婆诃罗、志静所译咒的合本。这个没有在《大藏经》中独立呈现的唐代版本,其实是流传于宋、明二代的代表性版本。     

深闺人将识 处处即文章

正说起永州,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来自于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唐代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后,曾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任期内著有《永州八记》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让人们无限遐想那自然原始的永州。永州现代化的发展很快,现在的冷水滩区和零陵区已经成为了繁华城市,很多柳宗元描绘的景色已经变化巨大,从空中俯瞰城市,永州市区颇有上海陆家嘴的地貌感觉。     

【巳蛇】 尴尬的“小龙”

蛇若在天有灵,面对“小龙”的代称,一定会大鸣不平:龙才是“大蛇”!蛇之毒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几乎道尽了蛇之毒害:“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术且死;以啮人,无御之者。”右页描绘的生肖蛇形象,源于眼镜蛇——虽不是最毒的蛇,却是最有名的毒蛇。     

“六书”转注研究的历史回顾

六书中转注一书由于许慎的定义简略、例字关系复杂而迄今无有定论。从唐代开始《说文》之学成为显学之后,历代研究转注者众多。其争议的焦点有二:转注是造字之法还是用字之法,转注是一种什么造字之法或用字之法。宋元明时期用字之法说分形转派、声转派、义转派,造字之法说则以杨桓为代表。清代是转注研究的高潮时期,用字之法说除前述几派外,又产生了互训说、义转音近说、引申说等;造字之法说则以郑珍父子为代表。现代研究者认为转注是造字之法者众,但仍未有令人信服的结论。     

雍正帝暴死之谜

雍正帝暴死之谜罗继祖清雍正帝年令未艾而暴死，上不及父，下不及子。稗官小说乃造作讹言，说被剑客所，剑客者谁，吕留良之女也。流俗信之。当然，如果雍正帝确遇刺而死，官书如《东华录》等决不能据实记述。但那个时代，人们对生理、疾病尚缺乏研究，对人的暴死无法解释...     

雁塔题名帖介绍

(一)唐代雁塔题名与宋人刻石的始末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是唐高宗时所建,唐代社会风习,中进士的人必登雁塔,题名姓于塔内,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曾有记载,他说: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此条原引李肇《国史补》,今查原书失载) "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知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 从上面的记载,可见雁塔题名实为后世进士题名碑之始。     

李善注《文选》征引《毛诗笺》论析CSSCI

李善注《文选》征引郑玄《毛诗笺》异文甚多,大致有缺字改字、断章取义、引用其它著作而标为《毛诗笺》者。这种现象反映了李善注《文选》之时,《毛诗》抄本异文众多,文字并未统一之事实。对李善注《文选》征引郑玄《毛诗笺》进行探讨,既可以为《文选》研究提供更为准确的引文信息,也可以纠正唐代《诗经》学的某些成说。     

唐代宏崇生考试制度辨识

正《新唐书·选举志》曰:"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①是说"学馆"为唐代取士两大生源系统之一,其属国家(中央)者主要有"六学"~②和"二馆",~③性质不尽相同,皆有教学和取士职能。"二馆"因其地位特殊、~④生徒"资荫全高",~⑤其意义和影响亦非同寻常。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缺乏等原     

唐前期的杂徭与色役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与《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唐代赋役制度云:“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关于唐朝租、调、役的征敛对象与数额,《唐六典》与《唐会要》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唯独对于杂徭,却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进一步阐述。两唐书《食货志》与《通典·食货》记唐代前期赋役制度,更是仅及租、庸、调、户税、地税,而不及杂徭。由于上述史籍对唐代的杂徭制度语焉不详或略而不提,故今人对唐代杂徭的认识也就颇多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杂徭的法定役期比正役长,杂徭的服役对象也比正役广泛。笔者以为,实际情况可能正与此相反。以下试论之。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唐折冲府考补遗三条

<正> 继劳泾原《唐折冲府考》,又有罗振玉《唐折冲府考补》、《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及谷霁光《唐折冲府考校补》,唐折冲府之名目庶几乎大备,然非谓于斯已尽矣。今见近年出土之唐代碑志,复检得“辅贤”、“汾阳”二府可补《新唐书·地理志》并劳、罗、谷三文之阙,更有“善训府”可确知其属州,兹考而补之。     

说北宋中期儒学嬗变与史学的变化

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儿于《史通》开篇中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此言深明史学变通之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当然这又不止史体方面的变化。北宋中叶,史学领域受到儒学思潮变化的强烈影响,要求在史著中贯注儒学精神成为风尚。纪传体的唐、五代史的改撰,编年体的《唐史记》、《资治通鉴》、《唐鉴》的产生,均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特征。一、史学风气的变化北宋中期,儒学发生嬗变,理学兴起,《春秋》学再大盛,孙复、刘敞、孙觉等人相继而起,诸儒争发《春秋》要旨,或论其“尊王”之微意,或论其褒贬之大法。或论其修身治国     

扬州国画院开创者江轸光

扬州,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唐代曾盛极一时。宋洪迈《容斋随笔·扬州之盛》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明清时,扬州盐商麇集,富甲东南,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冠盖如云,诗、书、画家皆趋之若鹜。除石涛外,“扬州八怪”——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皆流连于此,蜚声文苑,载誉艺林。民国时期,扬州书画人才辈出,而集创作与教学为一体者,当推江轸光。江轸光名噪维扬画坛之日,正是古城更上一层楼之时。从此,具有深厚中国书画传统和底蕴的扬州出现了第一代具有坚实西洋画基础学贯中西的国画家。     

薛涛与唐代成都的荔枝及气候冷暖问题

竺可桢论唐代气候较现代温暖 ,依据共有两点 ,一是长安宫廷苑宥内有梅花和柑桔 ,二是成都有荔枝。其前一依据之不能成立 ,已有研究 ,这里谈谈成都的荔枝问题。竺氏谓唐代成都有荔枝 ,所据为唐人张籍《成都曲》中“锦江近西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的诗句 ,而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诋斥说张籍实“未尝至成都者” ,其所言自不能属实。唯今郭声波复据唐卢纶《送从舅成都县丞广归蜀》诗中“晚程椒瘴热 ,野饭荔枝阴”之句 ,谓“中唐时在长安士人之中 ,成都有荔枝确实已属常识” (《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的寒冷气候》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罗香林客家源流观的再认识

客家研究大师罗香林在1933年发表《客家研究导论》,1950年发表《客家源流考》,两书奠定了客家研究的基础。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罗香林关于客家问题的最重要观点,长期被奉为圣谕的他的客家源流观,受到了来自学术界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很多人将他的客家源流观概括为“中原汉人南迁说”、“最纯正的汉人后裔说”、说他是“种族中心主义者”等等。笔者认为这其中有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有些评价是很欠公允的。罗香林提出的客家源流观有它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原因,而且从《客家研究导论》到《客家源流考》,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观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变化,     

出土石刻文献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

《全唐诗》及《补编》,《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专书,所涉文献至广,允称煌煌巨著,然远非唐人著述之全貌。近年来,新出土唐代墓志数量丰富,陇右地区唐代摩崖亦时有发现,已经刊布的部分唐代墓志中仍有一些学界未注意到的唐人著述信息。文章利用各种唐代石刻文献,考证出13位唐人著述,包括唱和诗集1部,别集4部,训诂著作5部,史部著作1部,政书2部,笔记小说1部;能考知题目的文5篇,诗3首,赋1篇,均不见于两《唐书》之《经籍》《艺文》二志记载,亦未见于后世编纂唐代诗文之各种选集;新见唐代作家1人。立足出土石刻文献补充史籍失载的内容,为学界今后编纂唐人著述全编贡献微薄之力。     

韩愈谪职阳山的原因、心境和功绩初析

唐代著名散文家和诗人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吏,当年十二月被贬阳山县令。韩愈因何贬职,有何心境和功绩,笔者作初步探讨。 一、韩愈贬职阳山的原因 韩愈被贬阳山县令,原因有二: 一是关中旱机,上疏请宽民徭而得罪权贵。贞元十九年,关中“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天旱民饥,刚任监察御吏的韩愈为尽诔官的责任,欲为民减轻负担而写了《即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极》。谏书说:“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请者,夏     

元史北方部族表

<正>题记:明修《元史》无《部族表》。其后钱大昕作《元史氏族表》二卷。屠寄《蒙兀儿史记》有《蒙兀氏族表》、《色目氏族表》各二卷之作;柯劭忞《新元史》有《氏族表》二卷之作,用力皆在详少数部族之世次,而不及全数之搜罗。爰仿《辽史》,作《元史北方部族表》,尽列其时活动在北方之诸部族而稍作考证说明,治元史者或亦有助焉。     

方志评论的历史传统及其继承与发展

当代正在志坛风行的方志评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稽查书籍文献记载,最初见于唐代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等人对魏晋以来地记之类志书的批评.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时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所纂述的方志,存在了“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的弊病.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自序里,也指出了“尚古远者或按搜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的积弊.著名史学评议家刘知几在所著《史通》一书中,对旧史志失实和浮夸之处,对志书的诸多缺失,也曾样加评论,多所指陈.他批评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理书者,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有的“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这些事实表明;唐代已开了评论志书的风气之先.从所评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方志评论,形式限于概括性的统评,内容则多用指瑕说疵.     

“热洛河”究竟为何意?

唐代卢言《卢氏杂说》载:“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鹿肠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太平广记》卷234)清王士禛谓安禄山部下有骁勇善战之精卒谓之“曳洛河”,热洛河为“曳洛河”字音相近之附会(《池北偶谈》卷24)。今人王子辉研究唐代饮食,定热洛河为“唐代宫廷专用食品”(《仿唐菜点》第234页)。但都未说清“热洛河”究竟为何义?玄宗为何要将鹿血煎鹿肠取名为“热洛河”?据《资治通鉴》,“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