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

二战后联邦德国爆发了若干大规模的史学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家勇于争论、更善于争论的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史学争论在新的媒体社会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试图在对争论的特点进行说明的基础上,以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争论为代表,勾勒史学争论从学术论争到公共论战的路径演变,分析德国历史科学与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关系,并且从历史学家就此受到的挑战及其应对中有所感悟。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庞卓恒何兆武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发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着重就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系统地畅抒己见,确实启发人们反思。文中论述的主题,在西方学术界已争论了２００多年,在中国也至少已争论了近...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CSSCI

1957年,我国科学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焦点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场“争论”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其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此次“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1957年,我国科学领域开展了一场关于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焦点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场“争论”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其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我国科学研究的体制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此次“争论”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     

近20年来保加利亚史学界争论激烈的几个理论问题

保加利亚剧变以来,历史科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保加利亚史学界围绕20世纪30年代及其后保加利亚社会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独裁、二战中有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4年九.九起义的性质及其后的人民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以及苏联是保加利亚两次解放者还是占领者等问题,进行着激烈争论,观点各异。争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之争。     

质疑、争论是鉴别真伪的利器

正60年前,"双百"方针昙花一现,断然腰斩。要害在于,原本恩赐的"鸣与放",一开始,要的、盼的就是"歌德式"的。压根就没想让你有"理性的质疑",让你能"平权的争论"。从科学的逻辑看,但凡没有或不准有真质疑、真争论的所谓"争鸣"、"鸣放",不是假戏,就是骗局。历史实践进程的定论,早已明镜似地了然。我是学理工出身,一生也在理工圈内干事。故想从科学鉴别真伪出发,说说我心目中的"科学式"的争鸣,说说     

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科学与公众的信任问题

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科学知识常常同时具备前沿性和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两个特点,这使科学的公众信任问题得以凸显。而利益因素的渗入更是挑战了公众的信任。最后,本文以和一个具体的法律语境和一个经典的案例,说明社会历史语境中对科学的争论使公众的信任问题变得非常困惑和复杂。     

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发现与研究新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简约回顾了这两方面的主要发现和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对近年来国际上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争论和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     

水井街酒坊遗址与蒸馏酒起源研究

中国蒸馏酒起源于何时,是学术界颇多争论的一个问题。本文对此列举了有关文献记载和各种观点,并提出了分析看法。对成都全兴水井坊遗址考古发现的价值和意义,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以史为鉴,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

正改革已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马国川: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去了,回首过去的10年我发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也异常频繁。从2008年以来,就围绕着"普世价值"、"中国模式"等话题有过多次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论呢?吴敬琏:和"万马齐喑、一声独大"的局面比起来,各种思想进行     

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

历史学是一门“时间”科学。因此,历史需要年代犹如人体需要骨骼。 考古学家既以研究历史为己任,那么在进行研究时,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判定遗迹和遗物的年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断代有误,避免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一旦断代出现错误,历史的面貌就不能正确恢复。 正由于此,围绕某一遗存的年代,考古学家常常会出现争论。如五六十年代围绕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孰早就晚出现争论。后来,对二者的含碳样品进行１４Ｃ测年,有关的年代公布后,争论平息了。８０年代开始,围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又出现了孰早孰晚的争…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历史与生产实践

对于历史理论的争论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的误读也形形色色。马克思是通过确立科学的实践概念,进一步推进到物质生产是实践的最基本方面,同时也是全部历史的起源,论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学性质的理论思考

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西方已讨论了200多年,在中国也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家提出,如果采用适当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就有希望得到科学的结果。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兴起。史学家们大量引进西方的史学理论,关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历史学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也引起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或可以成为一门科学。有人认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或其他学问。还有人认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博物馆学非学科论简纲

博物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在中国文博界一直有争论,可惜这一问题未曾公开讨论过.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科学,它需要接受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检验,避而不谈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现在,我们发表张晓旭同志的这篇文章,目的在于抛砖引玉,通过争鸣求得真理,促使博物馆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工业遗产价值评价方法研究

当前学界对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争论的焦点有三:一是关于经济价值的认识问题;二是评价方法的合理选择问题;三是评价方法选择后如何科学设计评价流程问题。对遗产保护、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知识的综合分析表明,目前对工业遗产价值认识和评价存在一些误区。对工业遗产价值评价应分阶段考虑,各阶段的侧重点和评价方法完全不同。基于对当代综合评价方法原理与应用方式的研究,可厘清适用于工业遗产本体价值评价的科学方法;通过对既往评价方法与流程的梳理与对比发现,工业遗产本体价值评价在方法运用与流程设计中也存在需完善和改进的方面。     

资讯·国内

<正>新疆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201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石头城南门,解决了是否存在南门这个学界长期争论不绝的问题;同时发现一处汉唐时期朅盘陀国公共墓地,死者多为婴幼儿,葬具多为箱式木棺。     

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研究

学术界、思想界对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的认识存在绝对化、片面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长期并行不悖,各自有着特定的内涵和针对性,应对其作系统地、历史地解读。深化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实践中正确运用和发展更为紧迫。     

《晋书·刑法志》中的肉刑废复之争

《晋书·刑法志》详细记述了东汉末年到两晋时期关于肉刑废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肉刑仍未恢复,但这场争论指出了当时刑罚制度存在的某些问题,对后世刑罚制度和法律理论的发展完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试论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的影响及启示

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是"五四"之后中国政治思想界继"问题与主义"争论之后进行的又一次思想大碰撞,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场争论使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同时共产主义者也得到了理论上的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今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和启示。本文主要探讨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争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