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重建金门闸记》碑的史料价值

位于河北涿州市的金门闸是为数不多的永定河治水遗迹,闸南现存的清宣统元年《重建金门闸记》碑,全面记录了金门闸最后一次大修的全过程,真实客观地反映了金门闸在防御永定河水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研究金门闸兴废的重要实物资料。     

金门闸

金门闸徐浩生金门间位于涿州市东北、里渠乡北蔡村北３．５公里处,北邻北京市房山县窑上村,在永定河右岸上。金门闸始建于清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原建时为减水石坝,其名则沿用康熙四十年（１７０）所建草间旧名。永定河水性湍悍,挟沙而行,沙淤河高,河高坝下,故必...     

试析金门闸的历史地位及人文蕴涵

金门闸是建于清代的重要水利工程,本文根据有关的清代碑刻及相关文献,分析了金门闸在清代永定河分洪减灾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对其在200余年间屡次修建过程中所贯穿的人文精神进行了梳理与提炼。     

通惠河“五闸二坝”

明清时期沿袭旧制,每年向农民征敛大量的实物税——漕粮,由南方产粮大省经大运河(称外漕渠)运到通州,验收后再经通惠河水系(称里漕渠)转输京通各仓存储。为了便于漕粮的验收与里漕渠的通畅,修建若干闸、坝,当时的“五闸二坝”之说,名噪一时,家喻户晓。如今时过境迁,漕运早已废黜,“五闸二坝”也鲜为人知了。     

通州两座祠

通州运河旁边原有一座通惠祠,祠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祠祀巡仓御史吴仲。通州是金代开始建运河转输粮食而得名。京都需要大量食粮百货,输送运转的通州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建运河不容易。金代起先开金闸口河引浑河(今永定河)失败了。以后开金闸河从通州到今什刹海再经沟沿(今赵登禹     

泉州洛江留公陂

泉州洛江留公陂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名丰谷陂、屠公陂（俗称五坎坝或陈三坝）．横拦于泉州市洛江区双阳街道前埭社区坝南自然村与惠安县洛阳镇陈坝村之间。陂西北侧为洛阳江上游、淡水人工湖,东南侧通往洛阳江下游、流向新洛阳桥闸门．     

河下兴衰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淮安河下．位于淮安新城之西、联城西北,其西、南阻里运河,北侧为古淮河山阳湾。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邗沟入淮处末口（在河下北辰坊．即邗沟的北端）筑有堰坝．保证运河水位。过往舟楫须到此盘坝入淮。河下地处古邗沟入淮处,是古北辰坊的一部分,所以河下的历史非常悠久。宋代,河下称满浦,筑有通运软坝称满浦坝,建有蓄水石闸称满浦闸。     

清代三种《永定河志》的历史地位

清代,有三次纂修永定河志,分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朱其诏、蒋廷皋二人续修《永定河续志》。其中,陈琮纂修《永定河志》为第一部永定河志。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十九卷,卷首一卷。李逢亨编纂《永定河志》三十二卷,卷首不分卷。朱其诏、蒋廷皋纂《永定河续志》十六卷,卷首不分卷。这三种永定河志开创了永定河专志的先例,是清代水利专志一个典型的范例,其历史地位十分重要。     

论清代第一部永定河志

清代有三次纂修永定河志,分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朱其诏、蒋廷皋续修《永定河续志》。其中陈琮纂修《永定河志》为第一部永定河志,乾隆皇帝、刘峨、李调元对此书评价甚高,乾隆皇帝赐名《永定河志》,这就是《钦定永定河志》,并收入紫禁城懋勤殿南间格子后二格二层。现有乾隆五十四年十九卷内府钞本、十二卷钞本、四卷钞本、四卷残缺本等版本,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基本沿袭了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只是在内容收录上详略不同,或增或删。     

乾隆年间陈琮《永定河志》考

乾隆五十四年,永定河道陈琮纂修了清代第一部《永定河志》。由于该志版本少、收藏深宫,极难索阅,又加之嘉庆时李逢亨纂修第二部《永定河志》有意回避陈琮纂修过《永定河志》,造成后人以讹传讹。通过对陈琮纂修《永定河志》的考察,纠正以往错误认识,正确认知陈琮《永定河志》的文献价值与历史地位。     

光绪年间《永定河续志》纂修考

清光绪六年(1880),朱其诏与蒋廷皋纂修完成清代第三部比较成熟的永定河专志.该志在承袭旧志体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内容上,既补充自嘉庆二十年(1815)后的档案文献,又补录旧志所缺.《永定河续志》的完成,与乾隆年间陈琮《永定河志》、嘉庆时期李逢亨《永定河志》形成一个整体,是方志史乃至文献学史上一种较为少见的现象...     

1766年以来永定河汛期径流量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

以清代永定河芦沟桥志桩尺寸记录为骨干资料,结合近现代器测水文资料,使用分段建模的方法恢复了1766-2004年永定河芦沟桥断面的汛期径流量序列,序列表明永定河径流量在逐年尺度上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但其洪峰规模自19世纪以来不断减小,19世纪中期与20世纪初期是最为明显的丰水时段,而1920年代后径流量便明显萎缩,枯水期一直延续至现代。进入1920年代后,流量变化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存在的30年准周期消失,水量变化呈现无周期特征。与太平洋年代际振荡指标PDO的比对发现,两者在30-40年尺度上具有明显的反相关关系,天然状态下,太平洋温度升高对应于永定河流域较为干旱的时段。海温异常造成的季风强度变化会导致华北地区降雨格局出现变化,进而影响到永定河芦沟桥以上河段的汛期水量,表明处于季风区北部边缘的永定河水系对于太平洋海温变动具有更大的敏感性。     

北京永定河碑刻概说

清代编纂乾隆、嘉庆、光绪3部《永定河志》,开始对永定河碑刻进行系统地搜集与整理。在上述三志的基础上,加之搜览史籍,参考今人撰著,进行实地考察,辑得北京地区1949年以前的永定河碑刻65种。这65种碑刻按照内容可分为水利工程、法律规章、御制诗、河神信仰、水利纠纷5类,对其进行概要介绍,能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保护和利用。     

抚今追昔话“水井”

人类与水的关系,如同与布帛蔬粟一样,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况人们对于水的需要,更有甚于布帛蔬粟。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一个城市的建立与发展也离不开水。以北京为倒,从三千多年前的蓟与燕,乃至金、元、明、清的北京城,都紧紧依靠着永定河。永定河可以称之为北京城的母亲河。历史上北京城市的发展‘直是处于永定河的冲积平原之上,由于永定河水源非常丰富,在这冲积平原上,呈现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而这些河流湖泊,又为北京地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乾隆《阅永定河记》碑与永定河的治理

位于廊坊市境内的回龙亭碑刻有清乾隆三十八年御制文《阅永定河记》和两首御制诗,本文试图从碑文入手,并梳理相关史料,还原永定河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八年六次改道的历史。初步探讨乾隆的治河理念与方法。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永定河文化

永定河文化这一概念,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并写出不少文章,后来更有专家学者相继发表了不少研究论述。下面,我们结合数年来的实地考察、资料查询及相关研究,谈谈对永定河文化的几点认识。     

江苏淮安板闸遗址发掘简报

板闸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生态新城翔宇大道、枚皋路和里运河交汇的三角地带,因此地原为淮安区淮城镇板闸村,故名为板闸遗址。2015、2016年,淮安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发掘总面积约5500平方米。遗迹有水闸、古河道及包括房址、排水沟、道路等在内的建筑基址,出土器物以瓷器、金属器为主。结合文献资料与出土器物分析,水闸年代上限为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下限应在明代晚期,而遗址整体年代应为明清时期。板闸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水利交通、河道治理、漕粮运转、盐榷税收史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

金、元以后永定河水害急剧增多,由北京的母亲河变成了常常威胁京城安全的害河。金代以来各朝都十分重视对永定河的治理,元明清三朝更是把修筑永定河的堤防作为京畿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历史上永定河的大规模筑堤为京城减少了洪水之虞,但同时也带来了包括北京水环境在内的一系列地理环境的变化。本文追溯永定河筑堤后北京地区水环境变迁以及下游地貌改变的重要史实,阐述筑堤工程对于流域整体环境的深远影响,以期引起人们对历史上一些重大水利工程的环境效应的反思。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佳作——《历史上的永定河与北京》读后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这是近年来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与地域文化的人们日益明确的一个观念,也是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亲身体验之后的深切感受。一条或几条河流维系着一座城市发展的命脉,城市兴衰与河流变迁彼此驱动乃至互为因果,这样的例证在世界城市史上几乎俯拾即是,永定河与北京的历史因缘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永定河这条母亲河究竟怎样哺育滋养了北京的形成与发展?在历史上的北京由一个小聚落走向大城市、尤其是近千年来成为陪都直至国家首都的进程中,人类活动又怎样影响着永定河自身的状况,其间给今天的人们处理人地关系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