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修志实践中的革新

戴震是清代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一生著述丰宏,学问渊博,在哲学、经学、音韵、训诂、天文、地理、算学、文学、历法等方面皆有研究,造诣很深。戴震还致力于方志理论研究,对方志的性质、体例及编纂方法有独特见解。笔者试图通过对戴震修志实践的梳理,探讨其革新思想的根源,以求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戴震的方志学理论,为今天修志提供借鉴。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毕沅的方志学思想成就探析

毕沅是清代乾嘉时期杰出的方志学家,在修志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其方志学主张并未形成系统理论,一直被人忽视。文章从与毕沅有关的诸多方志材料入手,比较其差别,归纳其共同点,借此提炼出他在修志活动中所持有的先进思想和主张。毕沅在志书的体例、内容、纂修方式及用人等多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方志著述性浅见

一 方志在编纂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和流派。如在性质上,有以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之争,前者重地理沿革,而后者贵地方文献。在资料性质上,则有重载籍和重调查之别,如洪亮吉主张“修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另有主张“地方志以现状为主,主要依靠调查”。在编纂方法上,有纂辑派和撰著派两体。此外又有拟史派和拟经派、尚简派和尚繁派、厚古派和详今派之分,等等。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从民国《续修大竹县志》看方志发展

我国编修志书从晋到唐逐步形成,宋元时期得到发展,明清到民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尤其是清代,不仅志书数量空前．而且理论研究也在不断进步．更是涌现出了章学诚、戴震等著名的方志学家。探其形成根源,一则是清朝本身历史久远,拥有近30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资料宝库。二则是拥有众多学识渊博的修志仁人志士。他们矢志从事和研究修志工作。同时也顺应了“盛世修志”的一般规律。历史衍至民国时期,战事不休,经济况敝,民不聊生,按常理讲哪有条件修志呢？况且民国仅38年的历史,     

章学诚美学思想评述

言“美”而不论“美”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章学诚与著名经学大师戴震在宁波道署就方志的编纂问题进行了一场论争。戴震对章学诚所撰的《和州志例》甚为轻视,傲然地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章学诚则回答说:“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于古雅者也。”当时在场的宁、绍、台兵备道冯弼方也向章学诚发问:“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章学诚则答曰:“方志之修,远者不过百年,近者不过三数十年。今远期于三数百年,以其事虽道修而义同创造,特宽为之计尔。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尽方志而皆计及于三数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修,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上述引文均出自《记与戴东原论修志》)这段言论说的是修志必须详近略远而不宜“统合古今”,“统合古今”非但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能求得良好的质量。所以,修志必须以前志为基础,续其所有,补其所无,订正其失。为了实现“经世致用”的方志观,也是为了批驳戴震的“修志不贵古雅”的论说,章学诚强调了“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     

关于“众手修志”和“专家修志”的一些感受

修志人员的学识和素质常常决定志书的质量。清代为我国修志的鼎盛时期,顾炎武、方苞、谢启昆、戴震、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等一代名流参与修出了一批名志,为志苑增光添彩。修志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志书虽出自俗吏之手,但经名儒精心指点,质量大为提高,为后人称道。民国时期著名的《川沙县志》、《龙游县志》、《鄞县通志》出于黄炎培、余绍宋、陈训正诸名家之手,可见名家修名志是客观存在的。当前,加强修志队伍的建设,培养出合格的修志人员,造就名副其实的学科带头人,是在世纪之交续修好志书的重要一环。社会主义时期第一届大规模新方…     

戴震对“以理杀人”的批判

<正>戴震谴责程朱理学最为有名的说法当推“以理杀人”,认为这是将“理”当成不同于人之性情的另一样东西所导致的,拿这样东西强制人的性情,跟拿着刀子架在人的脖子上没两样,此即“以理杀人”。与此针锋相对,戴震提出很有名的“以情絜情”的思想主张,让“理”不再与情相冲突,而是和谐共处。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曾经面目如此凶狠的“理”,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应作必要评述--兼谈《尚志市志》对有关篇章的记述

按照修志传统,方志述而不作,“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据事直书,善否自见”,是修志的一条原则。但近年来,随着修志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主张对“述而不作”的原则作适当灵活掌握的意见纷纷出现。如胡大宇主张“述而略作,作必合道”,说“‘述而不作’的提法似乎太武断。……作为地方志书,在体例     

苏州旧志的重修、续修和补修

随着新一轮修志的展开,有关续志方面的研讨方兴未艾,续志的形式问题即是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仅就我省而言,就出现了修断代志、重修、分层次编纂地方志丛书和编撰地方人文丛书等主张。为了使这一研讨更加深入,促进大家活跃思想,拓展视野,充分做好续志前的理论准备工作,江苏省志办及本刊编辑部于3月27—28日在苏州召开了关于续志形式问题专题研讨组稿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摘要刊出(其中主张重修的陈华同志的观点可参见本刊2002年增刊《第二轮修志的几种编纂方式》),藉此引发更多修志工作者和社会人士参与讨论,或可为各级志办因地制宜制定续志方案提供参考。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浅谈修志人员队伍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轮修志任务更加艰巨。要顺利完成第二轮修志任务,必须加强修志工作者队伍建设。具体说来,要加大修志工作者的培训力度,进一步强化修志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通过多种手段,努力提高修志人员的综合素质。     

地方志工作与出版编辑工作关系辨析

近年来,由于地方志工作机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因此有人主张地方志工作重行政管理事务轻编辑专业技术工作,乃至主张将编辑工作完全交给出版社,对于此观点,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与出版编辑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是一个整体,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延伸;目前不宜急于将出版编辑工作从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专业人员职责中剥离出来,尤其是省级志书的编修,剥离编辑工作是不可能的;首轮修志耗时太长是客观现实（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业务人员参与出版编辑工作仅仅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是第二轮修志值得重视和着手解决的现实问题。修志机构专业人员和出版社专业编辑工作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修志工作急需二者兼备的专业人才,应强化修志工作中的编辑工作而不是削弱和剥离。     

戴震人性思想述评

戴震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堪称清代思想吏上的一座高峰。人性思想是其晚期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人道源于性,而性源于天道;性之实体乃血气心知;欲、情、知三者,乃血气心知之自然。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展现了戴震人性思想的全貌,对其与居当时主流地位的宋明理学的交锋及其意义作了评述。     

浅析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论

章学诚在其《书〈姑苏志〉后》一文中,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的主张。至今200多年过去,没有人对此提出非议,但对此曲解的则大有人在。时值全国第二轮修志之际,为澄清是非,恢复章氏原意,特作浅析,以求正方家。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与近代的戴学复兴

戴震学术在清代即已引人瞩目,产生较大影响。不过当时学大都只看重戴氏考据学,轻视其义理学。今日戴震广为人知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家之完整形象,则是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大力阐扬的结果。在这方面,章太炎有首倡之功,刘师培有完善之力,民初梁启超等人借纪念戴震诞生200周年之机所掀起的研究高潮,促使戴学渐成显学。可以说,正是经由他们的不懈努力,戴震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完整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     

戴震的方志学理论及启示

戴震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志书,成就卓著,他纂修的《汾州府志》成为清代名志。戴震对方志理论多有建树,其主要思想是方志要重沿革,"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资治,"务求切于民用";要从俗例,贵因不贵创;要区分史志,"详善而略恶"。戴震的方志理论启示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坚持严谨求真的作风;要坚持"修志为用"的思想;要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