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

现代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我们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历史 ,将其视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交互作用、彼此挑战、彼此改变的历史。环境史己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 ,它对于那些试图应对危机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现代社会中两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环境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 ,特别是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深邃的了解。     

城市环境史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探析

城市环境史在其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学术现象。首先,一场关于城市是不是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学术争论不仅肯定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必要性,更推进了环境史的理论思考。其次,在城市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上,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用“政治文化路径”分析补充“技术路径”分析的主张,并最终改变了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面貌。再次,因为空间尺度和研究对象的差异,城市环境史研究出现了“内在论”和“外在论”两种方向。但不同学者在坚持各自方向的同时,也在尝试进行综合,力图写出更全面的城市环境史。回顾城市环境史以往发展历程中的这些现象,有助于中国学者开展新的研究。     

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兴起及其意义

全球环境史探讨生态环境因素在洲际、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有密切关系,是全球史和环境史两个领域相互融合的结果,它还受到近年来兴起的“大历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推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史研究在克罗斯比和约翰·麦克尼尔等学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明显进展.全球环境史有助于从整体上揭示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有助于克服西欧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与此同时,全球环境史的发展又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     

马丁·麦乐西与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麦乐西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年)、“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年)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年)的主席。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理论基础、概念界定、功能发挥以及具体的历史研究成果等方面介绍了他的城市环境史成就。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他就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的关系、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关系、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的作用、环境正义运动的性质等问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另外,本文在注释中附有朱尔·A·塔尔教授对相关问题的简要回答。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美国不同,它是英国深厚的环境研究基础和英帝国多元学术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的特点:农业生态史与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重;强烈的南方环境史研究取向;优秀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另外,对西蒙斯教授和娃岑博士的访谈也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英美环境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打破美国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

"怎见得?有诗为证",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老套路,也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将诗歌作为"价值最高之史料",并在叙事的过程中彰显历史写作之诗意的典范著作,是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的一大特点。作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大象的退却》以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用,提出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诗歌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作为可信的史料?     

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

欧洲为什么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从东西方环境史比较的角度可能会对此得出独特的解释。当然,这种比较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要分析的十个问题是：谨慎对待精神观点,环境史的制度分析,耕地与牧场的平衡与失衡,西欧的婚姻模式,延续、持续性和自给自足,森林和权力,欧洲多中心主义的优势,魏特夫“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绿色复兴,欧洲殖民主义的环境影响,环境史上是否存在一个“欧洲奇迹”。从这十方面的比较中会对“环境史中的欧洲特殊道路问题”有更清楚的把握,进而揭示出一个辩证的历史逻辑,即“长期的成功恰恰加剧了危机”。这或许就是东方前现代的繁荣昭示给现在西方文明的前景。     

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完整性刍议

中国环境史的研究已从2008年学科初建时对有关学科名称“环境史”“生态史”“生态环境史”等的名实之辩、学科归属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讨,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经过了接受、内化国外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到探讨并初建本土环境史理论及方法,研究区域环境史及具体问题,再到反思及总结目前研究瓶颈突破及转型的学理思考, 周琼:《承继与开拓: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中国环境史学逐渐进入新阶段。     

环境史的研究及反思——马立博(Robert B.Marks)教授学术访谈录

环境史近年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领域,马立博教授是西方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马立博的个人研究理路经历了从社会经济史到环境史的转变,他的众多作品中《虎》是一个关键节点。他的研究理路转变和对环境史的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史有很大助益。同时,他仍认同"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赋予中国关键角色的全球史对于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叙事至关重要。他指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宝贵建议,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该增加更多关于生态科学的议题,注意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网络,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环境和将非人类生命纳入我们的叙述体系中,进一步将中国环境史研究扩展到全球史的研究。马立博教授期待中国学者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全球性的贡献。此外,他在访谈中提到的环境史研究学者及代表作尤其值得关注。     

论环境史对人的存在的认识及其意义

人及其活动依然是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不过,环境史对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认识,不是排斥或远离自然而是融入或回归自然而产生的。环境史的创见主要在于更新了认识人及其活动的视角,因而突破了“人类惟一”的狭隘意识以及“精英主义”的英雄史观。环境史不仅不反人类,相反,它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更宽泛、更真实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既关注抽象的人类,也关注具体的人群和个人,还关注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环境。环境史作为解读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其研究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待自然和他人的态度与行为,有助于人们反思“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以便挖掘人存在的丰富意义,从而使史学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环境史在欧洲的缘起、发展及其特点

环境史研究虽然晚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欧洲出现,但成绩斐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历史地理学、法国年鉴学派、汤因比的有关著作,为环境史在欧洲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和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研究的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而且从一开始就重视城市环境问题。     

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动向——以《环境史》期刊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2000～2010年《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所刊论文和书评为基础,通过分析、归纳、总结,对近十年来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动向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但继续拓宽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围,而且还对过去的研究主题进行重新思考.与此同时,不断地涌现着新的环境史研究热点,如海洋环境史、环境正义、少数族群等.此外,综合环境史的研究也逐渐引起环境史研究者的关注.     

关于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正>环境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了解当今环境问题的来龙去脉，透过时间纵深查问病根病史，为理性认识和妥善应对生态危机提供历史借鉴；其根本任务则是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机制和规律，探寻合理、永续的“生生之道”。中国环境史研究致力于论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自然根基，揭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内生动力，并为共同应对全球环境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目前其理论方法尚未成熟，实证研究仍多空缺，     

瘟疫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

"瘟疫何以肆虐"的问题,既与环境史相关,亦与医疗社会史不可分,但并不能用其中任何一者涵盖之;由此,我们提出"医疗环境史"的概念,以黑死病为个案,围绕瘟疫本身进行环境分析。在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中,传染源普遍存在,鼠、蚤、人紧密共存,便于瘟疫的传播;交通运输的便利,利于瘟疫的跨聚落和跨地区流传;落后的医疗防治水平不能阻止瘟疫的肆虐,甚至会因不合理的举措而适得其反。上述病发、流传和应对环境还存在地区性的差异,从而导致瘟疫肆虐程度之不同。     

索尔·弗里德兰德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索尔·弗里德兰德对20世纪纳粹大屠杀的历史研究在书写实践和理论反思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救赎性反犹主义是纳粹大屠杀得以发生的主要思想根源。在理论反思层面,他一方面利用深层记忆概念突出受害者个体记忆的创伤属性,另一方面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修通"来突破深层记忆在表达和书写方面的局限。在叙事形式上,他创造性地将受害者第一视角的个体记忆融入第三视角的历史叙事中,从而提供一种更立体也更全面的大屠杀史。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虽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和视野局限,但充分体现了弗里德兰德将跨学科视角及方法引入纳粹大屠杀史研究的引领性价值。     

论淘金热与澳大利亚腹地的环境改造

淘金热是澳大利亚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的事件.近年来新兴的澳洲环境史研究对淘金热的传统历史评价提出了挑战,它通过揭示与强调淘金热的负面环境影响,批判了淘金热的现代化和进步意义.然而,讨论淘金热导致的环境变迁问题时不应矫枉过正.通过对淘金热不同阶段的环境变迁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认为,它固然引发了对固有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却也促成了新兴生态环境体系的重组.值得学界反思的是,淘金热环境史研究不能停留于批判澳大利亚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更应注意它是资本主义体系开拓资源边疆的结果.     

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以及环境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 ,是意识变革的产物 ;现代生态学为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日本学界侵华战争研究的环境史脉络刍议

侵华战争研究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存在一条可以视为环境史趋向的研究脉络。大体而言,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二战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日本学界只是将环境作为历史事件与社会演变史的一个背景因素,或是研究中提及的一个侧面;20世纪80年代,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开始在侵华战争研究中建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将环境元素作为侵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意识之一;21世纪后,随着一批学者吸收或采用环境史研究方法,从跨学科、多维视角研究侵华战争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环境对后续中国社会的影响。梳理日本学界在侵华战争研究长期存在的环境史趋向,能够推动中国学界从环境史视角加强对侵华战争研究的学术反思。     

“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

近年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一是环境史专题实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二是更加深入地探讨环境史研究的主旨关切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三是包括社会史、城市史、全球史和经济史等历史研究领域,生态转向的趋势愈发明显和突出;四是区域环境史继续受到重视,整体环境史建构也被提上议程。本期的“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包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生态文明研究院王利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滕海键教授的四篇环境史专题文章。王利华教授的《“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探讨了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如何运用多学科手段和实现“整体史”的学术目标这一令人困扰的问题;梅雪芹教授的《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从环境史角度讨论了历史评价尺度的转换和创新问题;周琼教授的《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探讨了环境史研究碎片化与整体性的辩证关系;滕海键教授的《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论述了经济史研究生态取向的内涵和趋势、价值和意义。这四篇文章聚焦于环境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各自提出了独到见解,希冀对促进环境史研究能有所启发。     

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

这篇文章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科一个独特子集的出现 ,并讨论了它的发展过程 :首先讨论了它的开始是植根于北美的资源保护和知识史 ,其次讨论了它的伦理演化和基本要点 ,最后讨论了它更具国际主义和跨学科性的关于自然中的人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环境史研究的各种模式(主要是人类学的 )和议程。第二部分考察了主要历史和文化地理学家对环境史所提出的更大的人与自然的争论的贡献。着眼点主要关注四个研究领域 :(1)地球的变化和改变 ,(2 )全球扩展和资本主义经济 ,(3)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4 )栖息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考察了一些争论对于两个学科的意义、共性和挑战。结论是两个学科在“场所故事的叙述”中有许多互相帮助和学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