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另一种“新文化”: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构想

梁启超积极应和一战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撰述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对儒学史与儒学进行重构诠释,从中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思想意图和他所要建构的"新文化"建设方案。梁启超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以清学的科学精神及方法将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新定义为"科学的情感哲学",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自先秦到晚明清初儒家义理体系进行了提炼,以阳明学的"事上磨练"作为这种"新道学"的习得途径,在此基础上与西方自然科学化合成"新文化",融合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梁启超用来建构"科学的情感哲学"的思想人物,基本与胡适相同,但归结出很不同的思想路线、旨归。     

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冯友兰、贺麟为代表,放弃了自己的新儒学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贺麟);二是以梁漱溟为代表,在坚持自己新儒学的一些基本思想的基础上,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进行过利用和儒化;三是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坚持自己的新儒学思想,基本上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论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

在戊戌启蒙四大家中,梁启超与严复的关系最为复杂。就相互评价来说,梁启超始终推崇严复,至少尊敬有加,而严复对梁启超的态度却在戊戌政变前后反差极大。与梁启超对严复始终如一的推崇相比,严复在戊戌政变后对梁启超的攻击显得格外令人瞩目。探究梁启超与严复的相互评价,不仅可以直观两人的思想异同,而且可以深切感受戊戌启蒙思想的内部分歧。     

梁启超：自由主义的激进与保守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调和的态度,使五四时期的梁启超似乎成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梁启超与晚清民初时的梁启超无论是从思想的内容还是从思想的走向来说都是一致的,梁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其最初的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正是其最初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决定了其晚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本文是第一次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来探讨梁的激进与保守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关系。     

晚清官僚士绅与近代中国思想解放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启动近代化。近代化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其中的灵魂便是思想的近代化。近代中国思想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和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晚清的官僚士绅发挥了重要作用。     

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进化史观的传播,打破了以往陈旧的历史观念,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阶段性认识。戊戌维新思潮还引发了对旧史学弊端的批判,提倡重视“民史”,要求“史界革命”,以及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梁启超和夏曾佑分别成为这一时期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上的突出代表。对外国历史的介绍和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引入,也成为戊戌思潮大力传播西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者的直接目的尽管是为了变法维新,但在客观上对突破单一的本国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而后者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儒臣”的应变与儒学的困境──张之洞与晚清儒学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儒学,也自然有影响各时代儒学发展的独特人物。在晚清,张之洞与儒学很有关系。虽然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成绩微不足道,但凭借其在政治上和文教事业上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于儒学的独特关怀,其有关的思想和活动却对儒学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具体考察他这方面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晚清儒学及张之洞本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一、“通经致用”与儒学自振“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思想渊源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到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列强入侵和与之相伴随的“异教”渗透,造成王朝…     

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