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家园：松坪华侨农场印尼归侨群体研究

本文以生活在松坪农场的印尼归侨群体为个案 ,追溯其在特殊情境下跨国迁徙、安家农场的历史过程 ,从记忆、现实与向往三个层面 ,探讨该群体对于“家”之归属感的建构及特点     

云锡公司印尼归侨社会适应研究

以云南锡业公司归侨为研究对象,通过历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结合深入访谈,从工作、婚姻、教育和福利等方面阐述了这些归侨五十年来的生活、生产情况;分析了七十年代部分归侨移居香港的原因和移居模式以及归侨群体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对云南锡业公司归侨群体鲜明的特点进行了归纳。     

印尼归侨身份“边界”流变初探

论文基于"边界"理论,将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建构放入纵向的时间维度探讨其"边界"的生成及变化。研究发现,印尼归侨身份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遭遇他我之别时所"框定"的。在印尼,他们身份"边界"的表述核心是对祖籍国的想象与认同。归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其身份的"边界"表述则在自我和他者的"意会"中贴上了"印尼"标签,唤起的仅是对跨国经历和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这一分类实践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移民关于身份的界定和选择过程,映射了不同身份的"边界"所承载的资源与意义。     

“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论文通过对印尼归侨社团成立、扩展和维系过程的研究,展现了归侨是如何在流动中创建安放内心的共同体,为流动所带来的分离搭建社会联结。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进一步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甚至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正是在成员和“家”的流变中,归侨社团成为归侨走向公共空间、联结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多圆心共同体使得社团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只有当汇聚成同心圆共同体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     

归侨侨眷的跨国网络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以广西东兴为例

论文以广西东兴市归侨侨眷参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为例,探讨了民间力量在推动跨国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论文认为,民间力量也是跨国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归侨侨眷作为民间力量具有独特的优势,是政府力量的有效补充。在归侨侨眷形成的跨国关系网络中,蕴含的信任等无形资源以及嵌入在网络中的信息、资金、客户等有形资源是归侨侨眷得以在跨境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这种跨国网络中的资源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从而有利于推动跨境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     

蒙古归侨的社会适应初探——以山西省为例的分析

论文以20世纪80年代初回山西省定居的蒙古归侨群体为例,通过查证史料、口头访问等多种方式,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蒙古难侨的归国历史,梳理了蒙古难侨安置的情况,并分析他们归国后的生活和文化适应、就业和经济状况以及权益保障等社会融入与社会适应等现状,从一个侧面审视与思考归侨的特殊性及其社会适应。认为蒙古归侨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形势下被迫回国定居的移民群体。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对其进行了较为有效的安置,使他们较好地适应了新的社会环境。但在时代变革下,蒙古归侨群体又面临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     

难民认同：基于苦难历史记忆、政策及现实利益的想象——以广东省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例

本文选择小岭华侨农场越南归侨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档案资料,阐释了在特殊迁移经历、政府倾斜性扶持政策及现实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下,华侨农场越南归侨实现和巩固了对难民身份的想象与认同。     

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的内容,选择粤海湾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社区"概念,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理论视角,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的形成、归侨认同意识的动态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归侨社区内部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     

边界与想象社区的建构:以广州归侨聚居区为例

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式微的归侨聚居区呈现被符号化的特点,其物质和文化形态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侨文化”的地方再想象,并加剧了边界随之发生的新变化。本文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以广州华侨新村为例,尝试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归侨聚居区边界的演变及其对想象的社区的影响,由此进一步解析归侨聚居区符号化的过程与动因。研究发现：①1954年至今,新村归侨共同体维系纽带经历了从国家利益到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再到集体记忆的嬗变,折射出社会环境、空间形态以及邻里关系的变化与归侨的自我认同感、群体认同感之间的耦合关系;②华侨新村不仅是曾经表征爱国主义的物质载体,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归侨聚居区被片面截取并赋予了其它阶层想象的意义和元素。     

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本文依据对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探讨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的语言环境、语言使用、语言能力及其认同问题.调查表明,印尼华裔学生是以印尼语为主、具有双语或多语能力的语言使用者;虽经数十年的严厉禁止,但他们在印尼现仍有一个使用汉语言文字的环境;他们程度不一地具有汉语方言的能力;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动机与华人身份的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试析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祖籍国关系的演变——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为例

从早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马来亚华侨社团与中国之间是联系密切的侨民社团与祖国之间的关系。此后,由于马来亚华侨社会发生了本质性转变,当地华人社团与中国的关系转变为外国公民社团与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期间,由于种种因素,双方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中马建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双方的关系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本文概述各个历史时期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关系的发展演变,探讨两者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影响。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华人社会和中国而言都是积极的因素,双方日益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当地华人社会与中国,乃至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海归的适应策略研究：学院派的案例分析

文章在对部分海归”学院派”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习性”和“场域”的分析工具,解析了海归“学院派”归国后的不同心态和不同适应策略的选择。得出结论,“文化资本”本身并不足以成为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决定因素,“习性”和“场域”概念也是影响个体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之一;深层文化认同的非同一性、生活表象与意识深层的非和谐性等复杂的文化意识构成他们独特的行为表象。这些行为表象是其长期海外生活学习所形成的个人“习性”的体现。透过这些表象了解他们的“习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深入了解他们归国后所选择适应策略的基础。     

侨批公会的建立与跨国侨批网络的制度化（1911—1937）——以潮汕为例的研究

本文以潮汕侨批业为个案研究,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探讨了侨批网络的内部整合与制度化问题。认为侨批网络的制度化表现首先是侨批公会的建立,继而是侨批公会网络的形成,侨批公会网络再通过其制度化机制进入以中华总商会为中心的更高层次的华人社团网络。侨批网络的扩大加强了其对外的集体交涉能力,从而维护了侨批网络的正常运转。在此运作模式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侨批网络的运作模式对研究跨国华人商业网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授权立法条款设置论析

论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授权立法条款的设置作为考察对象,分析探讨了明示授权立法与默示授权立法两种类型、授权立法条款设置的必要性及价值以及授权立法条款设置的实施效果;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授权立法条款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的诸如默示授权条款过多、可操作性差等问题,提出了需要在授权主体、授权内容等方面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     

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

通过对荷兰华侨华人生活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了华人社团的类型、功能、运作方式及其在社会融合中的作用。认为华侨华人社团在华人世界中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拟村落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活动空间。他们凭借着原有的历史经验和记忆,将社团当作村落来经营和管理,在社团内进行博弈和地位实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在移入国的边缘化感受,缓解了因失落而对主流社会的抱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华侨华人与主流社会的对抗。由此可见,荷兰的华侨华人社团不同于专业化的行业组织或政党组织,有着多样的、综合性的社会属性,是一个村落式的我群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