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田税征收方式及其变化过程

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反映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的税率下,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但实际产量每年是不同的,因此,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西汉后期,田税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但田税仍然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东汉章帝时,进一步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但并没有改变田税的征收方式。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而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标准亩产量和田租定额的证据,说明秦汉田税不是定额税。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和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和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田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秦汉田税并非按户征收。东汉末,田税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亩收固定数额的定额税。     

从张家山竹简看汉初的赋税征课制度

西汉初期的赋税制度,过去有不少疑点。现从张家山汉简得知：当时的田税主要是田租和刍禀。征收办法是既“按顷计征”,又与“人户”有关。田租与刍禀税的比例是12．7：1;而末业税的税目繁多,有各种工矿税和市税、关税等。税率较高,有的达20％以上,反映了官府对工商末业的重税政策;汉初的赋目基本上沿袭了秦制。敛赋方式有按“口”、按“户”两种,按户征收的“户赋”,非口算之外的独立赋目。“户赋”与“赀赋”,二者不当混同。     

北洋时期新疆统税征收概况史料选(一)

统税是新疆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其征收方式基本以各县个人承包为主.本组史料反映了北洋时期新疆各地统税征收的基本概况.     

关于清代榷关额税的考察

清代榷关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税收 ,而税收的核心内容就是“额税”的确定 ;“额税”的确定始于明朝的钞关。清朝统治者在对明代钞关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中 ,首要任务就是对明末钞关“额税”重新核定以及对清代新增榷关额税的确定。本文考察的清代榷关的“额税”专指作为其正项收入的正额和盈余两部分。     

生态税的欧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生态税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庀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用于矫正污染行为的税收理论。生态税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总结国内外有关文献,生态税收定义可概括为:凡是政府征收用于特定的环境或生态目的,或者征收设定的与环境和资源的数量因素有关,征收的目的是为了调节纳税人的行为,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效应纳入行为者的决策函数,同时又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各种类型的交纳或支付,而不论其名为税收或收费。针对我国资源紧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有些城市已出现严重环境污染的现状,开征生态税值得有关部门研究并尽快实行。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引入新税制,二是改革现有税制。     

晚明万历朝矿税终结原因考论

晚明万历朝矿税大兴深刻影响了明代后期政治经济社会,引起中外官员、地方社会的密切关注。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矿税大兴期间侵夺地方权力,这不仅使地方权力遭到破坏,同时矿监税使权力的越界引起中央、民间对矿税不满。在民间,矿税大兴引起人民反抗,民变、兵变成为终结矿税的催化剂;在中央,出于朝臣对矿监税使权力的认知和对万历皇帝财富权力的认知,朝臣一方面不断上奏弹劾矿监税使权力越界,请求停止矿税,另一方面因万历君臣在财富观念上的冲突,导致朝臣不断上疏批评皇帝开矿征税的做法,客观上加速了矿税的终结。     

再论19世纪英国废除窗税的原因北大核心CSSCI

英格兰及威尔士于1696年开始征收窗税,之后政府不断修订、重申有关窗税的法令。19世纪30年代,窗税遭到强烈反对,最终于1851年被废除。窗税之所以被废除,其外在原因是在公共健康运动中,窗税被理解为对健康的税收,并在客观上恶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导致疾病和死亡。内在原因包括:评估员入户清点窗户数量侵犯隐私;征税不公正,对中下层民众造成的负担更重;法令中没有对“窗户”加以定义,使得任何缝隙、开口都符合征税条件;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关于公共健康的立法开始与窗税立法相矛盾,导致窗税在法理上失去存在的基础。窗税被废除后,英国政府开始把税收作为促进公共健康的手段之一。     

美国的利息平衡税及其效果和影响(1963-1974)

国际收支逆差困扰着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美国历届政府.肯尼迪政府试图通过利息平衡税限制长期资本外流,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约翰逊政府通过《利息平衡税法》将此税合法化、常态化.尼克松政府逐渐放宽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并于1974年中止利息平衡税.利息平衡税在扼制长期资本外流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改善美国整体国际收支状况上作用有限.利息平衡税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繁荣,并促进欧洲货币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市的"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北京之外,其他个别城市也有房屋税,如南京的"房钞"、杭州的"间架税"等。明代后期,嘉兴、南京等一些城市废除了总甲、火夫等役的实役制,改为按房屋征税,这属于由徭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总体来看,在明代,房屋税并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税收,不仅局限于城市,而且开征的城市数量不多,所得收入也很有限。到崇祯年间,因财政极端困窘,朝廷试图在全国开征房号税,但效果很不理想。     

从简牍看汉代的户赋与刍稾税

根据秦汉简牍可知,汉代的户赋与刍税都是对秦制的继承。户赋是诸多赋税中的一个单独税目,而非一户内各项赋税的总称。“卿爵”在免纳田租、刍税的同时,却要缴纳户赋。户赋按户征收,刍税按田亩面积征收,均以征收饲草为主,主要供应本县之需,与口钱、算赋、田租等等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钞票之税”:近代银行税的筹设及其财政、货币逻辑

近代银行业的兴起,是银行税实施的行业基础,但税制的推行仍需要合适的政治及市场机制。晚清度支部曾关注银行"余利税"和"发行税",但未进入政策层面。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财政部官员拟订了发行税草案,辅助实施旧币整理,未能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颁布了新的银行收益税及发行税法案。该收益税属于营业税体系,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代表的银行业接受此税之成立,但要求降低税率。发行税属于政府以特许发行权而获得的税收收入,蕴含着实施钞券发行管理的货币政策目标。银行公会认为两税同征,存在重复征税,且中外不能一律,一度请求暂缓。但在政府强压之下,财政部和银行公会仍然达成纳税协议。政府通过差异化的发行税政策,促使发行权逐步向中、中、交、农四行集中,最后由中央银行垄断发行。纵向观察中国近代银行税的推进历程,其开征受到政府财政能力及银行业行业形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控制纸币发行的货币管理职能。     

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为消除持续发生的社会贫困现象,都铎政府通过颁布系列《济贫法》,将教会主导的慈善捐款转变为政府强制征收的济贫税。济贫税是在地方实践基础上创建的新税。它以教会堂区为征税单元,自定税率,定期征收,税款用于救济本地贫困家庭,是一种议会授权的地方税。济贫税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赋税功能从单纯获取财政收入,向直接用之于民、调节贫富差距的社会治理转变。税款用于国家内政和征收常规化成为英国近代赋税制度发展的原则。     

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立法问题研究

为保证房地产行业市场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政府部门相继推行一系列限购和限制价格的政策,但没有取得理想的成效.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成为主体流转税税种,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变化严重影响地方政府原有的主要税收来源,地方主体税种的缺失将会导致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减少和增加税收要求的压力.本文从我国房地产税的立法角度展开,分析我国目前在...     

南阳发现的宋代"出门税"银铤考述

在宋金时期,南阳是两国的边界区域,这里发现了7件"出门税"银铤,占发现总数的近1/4.依据相关文献,"出门税"是南宋重要的商税,而这里发现的"出门税"银铤应与宋金榷场贸易有关.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教会税及其影响

起初,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宗教上都是异教徒,但在7世纪,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及其臣属都皈依了基督教。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教堂捐等教会税开始见诸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中。教会税是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教会拥有政治权力,在民众中间拥有道德权威,但是,教会税也增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沉重负担,使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生活更加不稳定。     

清朝与南明弘光税策的得失比较研究

税策是一个政权重要的政策之一,它的实施涉及天之下百姓的生活大计,所以其实施的得民心与否至关重要。清初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共存,其实施的税策各有短长。清朝正在蒸蒸日上,其税策处处以得民心为标准,以宽松为怀,处处显示出恤民诚意,所以也就得民心;新成立的弘光政权,建立在风雨飘摇之中,而且面对农民军和清军两股强敌,要加强国防和军事建设需要要大比军费开支,再加上政府腐败导致军队腐败而引起的军费开支的过滥,所以引来财政的入不敷出,统治者不得不变换花样征收,由此加重了百姓负担,使百姓怨声栽道,最终新政权短命而亡,在其诸多的亡国原因之中,税策的不得力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双方税策的成与败,值得总结,以警后人。     

清代奉天牛马税探赜

清代奉天牛马税是东北地方史和东北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由于资料匮乏,学界对此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相关文献,对奉天牛马税的税目、税则与税额演变及税收考核等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勾勒其税务制度流变与发展线索.     

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变迁

简牍文献中"訾"与"赀"是不通用的。"訾"表资财,"赀"表赀罚。訾税,即按照资财的价值或数量多寡征纳的一种税。岳麓书院藏秦简反映秦的赋税制度中已有针对普通吏民的訾税,后经两汉至三国吴始终未废。不过其征纳程序有一个逐步简化的过程。秦时通过自占家訾,以资财数额多少按比例为征。至汉以"算"为征收单位,王莽时期有短暂的"訾三十而取一"。西汉抽"算"的方式灵活,数额和次数不固定,东汉中后期才逐渐固定为万钱一算,每算120钱。东牌楼东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简中的"訾",是"訾算"的简称,为征收訾税而设。目前公布的材料显示分10个额度征收。汉武帝时的"以訾征赋"、吴简中的"户品出钱"均为据资产而征的税目,但不是訾税,它同秦汉史料中的"户刍"、"户赋"一样,性质上属户税。     

张家山汉简所见西汉矿业税收制度试析--兼谈西汉前期"弛山泽之禁"及商人兼并农民问题

西汉前期工商业主通过授田制度获得山川林泽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以“占租”的方式向国家交纳定额税,走上富贵之路。而授田制之下的农民,则因为实行按户按顷征收以货币形态为主的定额田税（租）制度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工商业主的兼并对象,走上“卖田宅、鬻子孙”的破产流亡之路。税收制度是西汉前期“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宝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