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嬗变探析

在中国的晚明社会,出现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特征,这其中士人阶层极具代表性。士人这一具有历史性传统的阶层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自我意识、生活现、文学创作观和本末观等方面。造成士人阶层嬗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晚明士人的嬗变给晚明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对当今社会文化建设有一定为历史启示。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浅论晚明士人与宗教的关系

晚明社会变迁与阳明“心学”的兴起,使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界一股新兴的社会思潮,日渐占据学术主流地位,并衍生了由士人学术社团演变而成的民间宗教。这种学术社团的宗教化倾向,也势必导致其学术思想宗教色彩的加强与种种迷信化非理性成分的增长。     

20世纪以来晚明士人群体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晚明士人群体的组织活动、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心态及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晚明特殊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新变化,为晚明士人群体及晚明社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过于注重单个人或单个方面的具体现象研究、注重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及变化研究,而对于士人群体的整体性研究、具体现象的文化解读、士人固守传统方面的研究,则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士人的边缘化

晚清“小说界革命”,是由新派士人中作为倡导的精英士人和作为小说家的下层士人合作完成的,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的维新时代,为新派士人,尤其是下层士人提供了上升途径,暗合了新派士人以边缘挑战中心的社会心态。但是,由于小说的内在特质,士人与一般民众的思想分离,“小说界革命”未实现预设的启蒙目的。     

晚明汉史通俗化研究

明代中叶,随着文学复古运动的冲击,学界兴起了《史》、《汉》研究的热潮,但主要是着眼于其文学笔法。明代晚期,汉史研究不仅有精彩的评析、严谨的考证,而且出现了普世化的趋向,即大量有关汉史的演义本和节选本产生。这种史学通俗化的现象与经济发展及文化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它便捷地促进了汉史的流播,同时,部分急功近利的书商为谋取利润,刊刻的汉史著作质量较差,引起正统学者的忧虑和非议。     

中晚明江南士人陆树声“自适”思想探析——以《适园杂著》为中心

江南士人陆树声于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前期撰有《适园杂著》一书。该书所谓的“适园”命名体现陆树声对“适”的理解。《适园杂著》的序、跋以及《适园逋客记》一文以三人视角为切入点,认为园之界限在我“适”、追求达到善适与自适其适的状态、消解主客之辩,层层递进,阐释陆氏“自适”思想内涵。作为晚明文界革新的重要人物之一,陆树声“自适”思想亦展现晚明江南士人与晚明文学思潮的联系。     

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明代晚期是整个明代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浙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彼此之间的政治党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形势。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派别成为晚明党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党争中所体现的地域扶持和异派倾轧,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员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派别主要成员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对当时的某些政治现象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晚明的荐贤、徵聘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以邓元锡为例

本文以明代万历朝名儒邓元锡被荐之事为例,探讨官僚阶层的荐贤原则、朝廷的徵聘运作机制与士人的出处考虑之间的互动情形。在晚明科举取士的选才制度和循资守辙的用人体制的强势主导下,荐举一途已经蹙得无足轻重。这种现实深刻影响到士人的出处考虑和行为选择,使得他们在面对荐举和朝廷徵聘时,主动将个人出处与治国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分离开来,把荐举贤能之士和个人出仕仅仅定位在荣誉性、象徵性的层面。     

论晚明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及其影响

晚明是中国古代舆论最活跃的时期,其中又以东林党的舆论力量最为显著。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东林党人的舆论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林党围绕官员诠选、官员考察、对阁臣的批判、以学术促清议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舆论活动,其主张在邸报发抄、印刷刻传和书信交流等方式的扩散之下,迅速流通于士林。东林党以舆论为载体,形成了与朝廷对峙和对话的政治力量。东林党的舆论活动加剧了明政府的党争态势,加速了官僚系统的分裂,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但东林党的舆论主导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社会风气尤其是士大夫的气节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     

晚明名妓艺术的社会文化解读

晚明时期的名妓多注重艺术才情的培养,许多名妓不仅在专门艺术领域技艺精湛,而且往往身兼数能,其艺术魅力不仅征服了当时的文坛,也使以后历代文人为之叹服。晚明名妓的艺术才华对当时社会文学艺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透露出晚明时期社会艺术文化风格、风尚的发展变化趋向。     

晚明生员的弃巾之风及其山人化

明代的生员,自万历以后,以各种原因而放弃生员资格与身分,甘愿成为布衣渐成风气。探其原因,有不堪迎谒官员困苦而援例侍养、告免,有一时负气或不满现状,也有为尽士节,不一而足,更多的是屡试不第。晚明生员弃巾后,生计即成问题,因而弃巾后生员的社会动向,或经商,或学仙,或为僧,或放意林泉等,在所有这些社会动向中,成为山人最为普遍,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一些社会性动向。     

晚清旅外士人群体的“中学西传”活动及其影响

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诸群体中活跃着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旅外士人队伍。他们在域外开展汉语教学与演讲,以及翻译中国典籍等活动。通过与外国人频繁密切的交往,他们宣介了中国元素与中国知识,在展现中国服饰、礼仪,传播汉语言与中国经典,推广中国诗词与书画艺术等方面收到了良好成效,丰富了域外人士的中国文化认知,构成了近代“中学西传”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晚清旅外士人群体之所以在“中学西传”活动中积极作为,既是出于一种弘扬中国文化的自觉,也有改善自身境况之考量。同时,域外世界获取中国与中国文化知识的客观需求,也成为推动“中学西传”的重要外部因素。     

竟陵派与晚明时代

晚明时代出现的著名文学流派竟陵派 ,集中体现了晚明的时代特征。其选评的唐及唐以前诗歌 ,由于带有明显时代特色而成为流行一时的文学普及读物 ;其所倡导的以“幽深孤峭”而体现的“灵性” ,则是晚明追求个性化的时代特征的反映。但因其处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的晚明时代 ,故一定程度上带有“学殖不深”的缺点。清初士人对于竟陵的批评 ,系出于对明亡的总结 ,是对晚明时代的批评 ,而非单纯的文学批评。“五四”以后以及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出现的竟陵派与晚明文学热 ,体现了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晚明官员的建言去官与起复封赠

晚明士人群体好谏诤,因建言而导致去官者众。针对这种情形,在朝群臣一再要求皇帝起复去官之人,或者封赠逝者,此类呼吁往往在朝廷出现政治变局与皇位更迭时,获得落实。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士大夫掌握了舆论话语权,士论砥砺,皆暗含着鼓励臣下直谏的思想。起复、封赠之议也反映出晚明中、下级官员与高级官员间的政治隔阂愈深,君臣关系隔膜愈甚的情形。但是,试图挽救晚明朝廷危局的主体终究是那些敢于建言,不惜去官,以及待诏起复的士大夫,他们无疑是晚明那个时代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实践者。     

论晚明文化转型时期的书法变革

受明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晚明书法自徐渭至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股前所未有的变革潮流,改变了传统书法以"二王"为典范的套路,开启了清代碑学以至于近现代书法的先河。晚明书法的这种变革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开端时期在书法上的反映,对当代社会书法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与商业性借贷的发展

商人借贷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36％为多,这一利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的范围之内。虽然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但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又由于利率较低,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因而商业性借贷能够得到发展。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生产和消费活动显著扩大。具有文化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文化作为谋生资本的作用,自觉地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消费,并引导整个文化消费风尚。商人与普通民众亦步亦趋,雅文化与俗文化交互作用,士大夫的传统义利观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从名将陈璘看晚明武官之政治生态

晚明时期,随着军事领域的不断变革,武官群体必须面对来源不同、待遇不一士兵的混合编组,领导体制变化等种种不适,并从中寻求平衡点,以维持所部战斗力。在考选权被文官集团垄断和官场腐败日渐严重的背景下,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武官不得不违心做出妥协,以换取主持军务的机会。陈璘,晚明名将,在万历援朝战争和平定播州战役中居功至伟,但从其嘉靖年间从军报国伊始,就不得不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应对各种干扰上。他的经历亦因此成为这一特定政治生态下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