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海外华商族群网络研究——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

论文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浙江义乌及青田三地田野调查之基础上,以从事中国商品国际贸易及相关产业的海外华商为研究对象,探析中国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信任"与海外华商族群网络的关系问题。研究指出,人际信任,尤其是特殊信任是海外华商族群网络建构的基础。借助于信任,华商可以获得赊款采购、赊款货代、信用担保等优惠,进而有助于拓展其商业网络。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信用实践、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关系以及"集体制裁"等,促成了华商族群网络中信任的产生及维系。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中有重要的作用 ,从总商会的纵向联系和横向交往看 ,它是联接东南亚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关键性枢纽。这一组织在建构海外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过程中不断地发展 ,逐渐成熟的制度化的华商网络对 2 0世纪海外华人社会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 ,它也成为本土化、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环节     

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与转型之困--基于华沙中国城的田野调查

论文以波兰华沙的中国城为案例,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田野方法,考察了其历史沿革和现状、转型困境以及未来前景。华沙中国城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和波兰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区,也是华商在波兰乃至中东欧地区创业的历史缩影。近年来,随着同行竞争的加剧、税务矛盾、经营模式的掣肘等问题出现,波兰华商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日益严峻。从宏观视角而言,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和转型困境也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与转型升级的缩影。从传统意义的输出“廉价货”到“质优价廉”,再到如何走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品牌化”发展道路,是当前从事贸易批发的波兰华商,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华商的主要发展方向。     

罗马尼亚中国新移民研究：新华商与新市场

论文以既往学界关注较少的罗马尼亚中国新移民社群为例,追溯了20多年来罗马尼亚中国新移民社群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及其与先后在布加勒斯特兴建的欧罗巴、尼罗、红龙、新唐人街等四大华商市场的兴衰替代之间的密切关系,着重探讨罗马尼亚新华商与罗马尼亚新市场的互动、矛盾与调适,指出罗马尼亚中国新移民社群具有来源地广泛、人员流动频繁、从业领域单一、对中国感情深厚四个特性。认为罗马尼亚新华商经济应在完善自身经营的同时,主动承担起为当地社会创造商机、创造税收、创造就业的社会责任,这将是中国新移民在移入国实践和谐共生、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移民网络、本土化适应与俄罗斯华商新移民——基于莫斯科的实地分析

论文以实地调查资料为主,借鉴移民及海外华人研究中的移民网络和本土化理论视角,分析阐述了俄罗斯华商新移民的形成与概况、华商移民网络及其特征和作用,以及华商的本土化调适与融入。认为华商移民群体不断扩大与发展,首先依靠的是移民网络。这种移民网络不仅构成了一种迁移链,同时也是华商淘金重要的社会资本。俄罗斯华商为适应当地的经营环境,在经营模式、经营策略和本土商业销售网络构建三方面采取相应的本土化适应方式。这些本土化适应方式有利于华商在经济层面的融入,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则仍然面临着融入的困境。     

自由主义视野下侨务公共外交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互动考察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精英)与团体的独特作用以及制度合作的重要性,这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实践具有理论指导意义。通过分析中国与海外华商在世界华商大会等信息交流平台上互动的实例及成效可发现,中国释放的政策善意与合作取向,满足了华商在追求转型升级中的个体利益,促使海外华商在推动中国对外经济文化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华商实力的壮大、不断丰富的华商信息交流平台及中国崛起与华商经济的利益趋同等,成为侨务公共外交的动力因素。据此,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树立大数据管理的意识来加强中国与海外华商的信息沟通;同时,加强对华商招商引资工作的服务意识,推动海外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海外华商研究述评

论文将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中国学界对海外华商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在梳理和分析不同阶段研究成果及特点基础上,对当前华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思考和建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商研究成果丰硕,在华人经济性质及其在居住国经济中的地位、海外华商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华商资本与中国经济发展、华商网络和华商跨国实践等几个方面引起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在此基础上,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扩大华商研究对象和空间;从不同层面考察华商特性;从长时段系统考察海外华商的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构建和深化华商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的互动关系。     

海外华商网络空间结构新探——以义乌市场为切入点

既有的海外华商网络研究大多缺乏空间的视角,难以勾勒华商网络的复杂面相以及文化、社会及经济因素之间的交织和互动。本文立足于田野调查之上,结合海外华商网络既有研究成果,以义乌市场为切入点,从空间角度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从事义乌小商品贸易的华商群体构建的华商网络结构体系。研究显示,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构建起以义乌市场为中心的"四重结构"网络,其空间分布表现为产地市场、义乌市场、口岸市场、海外"中国商城"类销售市场等。这些市场自身拥有的网络、相互之间的网络以及与义乌市场之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网络,协力构建起海外华商网络的空间结构体系,打破了民族国家和地域的限制,构建起一个全球性的华商网络。     

柬埔寨“红色高棉”战后华商经济复兴的人类学分析

论文基于对柬埔寨及东南亚华人经济研究的三种解释范式,探讨了华人尤其是华商在整个柬埔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功能,分析了他们如何将自身社会嵌入本土社会结构之中,适应并巩固如今的地位,并提出了柬埔寨华商的"中间层"模式。认为华商曾推动柬埔寨历史上出现过两种转变:一是推动柬埔寨从农耕之国转为海洋贸易之国;二是在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的过程中,推动西方外来者适应土著市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战乱后,华商经济发生两次复兴,分别与历史上的两种转变相对应:华商建立起"区域性的贸易体系",再次使柬埔寨经济融入外部世界;而后华商转向发展土地经济,使新的外来者适应本土社会。华商的"中间层"模式与柬埔寨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相嵌合。柬埔寨华商与土著社会和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互为他者,他们认识和理解不同的社会文化机制,使自身融入其中而又超脱其外。     

日本中华总商会——以“新华侨”为主体的跨国华人经济社团

论文对日本中华总商会成立的背景、过程、组织活动、会员及其企业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中华总商会既不像传统的中华总商会那样具有帮群结构的基础,也不是华人社会的自治组织,而是具有显著的跨族群、跨地域与跨国界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日中国人社会的急剧扩大,以及同时期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是该团体成立和发展的直接契机。随着大批日本企业加盟、侨资和中资企业的对日收购、以及企业对市场、资金、人才与技术等资源的整合与调配,华商与非华商的界限也已不再分明。不过,华商资源和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仍然是其跨国网络最重要的支点。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开幕仪式暨“华商与中国”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开幕仪式暨＂华商与中国＂高峰论坛于2011年6月15日在清华大学主楼隆重举行,著名华商、政府高层官员、资深学者、知名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200余人出席了本次盛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作了题为＂华商的特点与贡献＂的主题演讲,回顾和展望了华商与中国经济共发展的历史和前景。     

海外华商近年投资中国的强势成长与深刻变化

论文分析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侨商与外商在华投资格局的大变动情况、侨资强势成长的原因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下的侨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走向新格局的现状和特点。认为海外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近八年来强势增长,亚洲华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逐年稳定上升;欧美日韩企业对华投资的比重则在下降。海外华商平均投资额也大幅度增加,超过欧美日韩企业的水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受世界经济大环境特别是全球FDI趋势的影响,也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密切相关,还与海外华商的投资与经营特点相关。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日益本土化的趋势使侨资企业全面融入中国经济脉动之中,一批华商品牌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动了侨资传统产业的资本形成与技术升级,侨资科技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异军突起。侨资企业优胜劣汰,呈现新的格局与国际竞争力。     

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1841年～1900年)

近代香港是一个国际性港口城市,由商而兴,以商立市。华人占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开发香港的主力。华商在整个香港经济生活中与洋商同居重要地位,是华人社会中最活跃的因素。研究近代香港华商的崛起,是研究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社会的基本环节,有助于全面认识华人在近代香港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本文侧重探讨1841年至1900年香港华商成长的历史。     

晚清时期南洋地区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及其实践

论文聚焦于晚清南洋各埠中华商会的创办及其在保障当地华人华商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沟通与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章程文书和案例两个视角剖析南洋中华商会的角色定位。20世纪初,清政府倡导创办商会,南洋各埠华商积极响应。由于清政府在海外的护侨保侨作用有限,南洋中华商会在近代海外华人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它不仅是商业联合组织,更是维护海外华侨权益、增进海内外同胞交流的重要支柱。早期中华商会的一系列努力奠定了其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并延续至今。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

南京路商界联合会是五四时期租界华商争取市民权运动的产物,是一个以中小商人为主体、以南京路商业街区为基本活动范围的新型地域性商人团体.在功能取向上,南京路商联会关注街区内的公共事务和街区外的公益事业,成为南京路上华商与租界抗争和沟通的桥梁,在工商纠纷尤其是劳资纠纷中积极扮演调人角色,在市民权运动、国民外交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表达了强烈的民族、社会与政治关怀.     

海外华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卷调查研究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以董事长和总经理级别的华商作为主要调查对象,总结分析华商参与“一带一路”的态度、动机、需求及困难和风险。调查发现: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绝大多数华商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响应。华商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认识到位,但部分华商对“一带一路”性质认知存有偏差。第二,华商参与“一带一路”的主要动机是民族情感需求和经济利益驱动,两者得到满足或平衡时,参与动力最强,积极性最高。第三,华商参与“一带一路”普遍存在渠道不畅、项目对接难、融资难度大、跨境资金流动难、汇率波动大等实际困难。第四,华商在参与“一带一路”中主要面临政治、经济和法律三大风险。建议引导华商参与“一带一路”,要充分考虑华商的特殊性,注重情利等值原则,让华商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情利双收,实现共赢。     

海外华商投资中国40年:发展脉络、作用与趋势

海外华商投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贡献者与受益者。其40年来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折射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1979、1989、2008年等关键点,海外华商的投资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克服困难持续发展。华商以其特有的方式,推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推动了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推进了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及人力资本的培育,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海外华商与中国经济共成长,近十年来,其平均投资规模已日益超过欧美日本在华企业,在经营层次与质量等方面走向转型升级,从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科技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及金融业等服务业拓展,其本土化趋势使之全面融入中国经济的脉动之中。     

跨国与归国 创业与创新——第八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综述

<正>由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联合主办,由怀亚逊大学加拿大—中国商务与发展中心协办,昆山市侨联、侨办承办的第八届"国际华商·清华论坛"于2017年7月10—12日在江苏昆山举行。中国侨联副主席康晓萍莅会并致辞。康晓萍指出,华侨华人在中外经济互联互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必须以全球化视野,加强对华商群体、华商企业及华侨华人的研究,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改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直接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投资额与投资范围不断扩大;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大多通过香港投资大陆,以合资经营为主。马来西亚华商对华投资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劳动就业机会,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协助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推动马来西亚土著企业家走出国门,为马来西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了中马经贸关系的发展,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