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修公道桥记》碑文考证扬州公道桥变迁

正扬州公道大桥为扬州地区较为重要的一座桥梁。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新发现的《重修公道桥记》碑文解决了以往对于扬州公道大桥研究的模糊认识,确定了公道大桥始建于明代,并对公道桥历次重修的时间和造桥者作了新的界定,纠正了以往关于民国年间公道大桥两次修造者和修造时间的误传,确定了民国年间的第一次重修时间是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由负责江淮     

宰豚不售肉 售肉不宰豚——趣话民国年间的扬州猪肉业

正"杀猪的不卖肉,卖肉的不杀猪"这是民国年间扬州猪肉业的行规。其时扬州猪肉业的经营有猪行、宰坊、肉案的分工。猪行从事生猪买卖牵线和远距离购销业务。宰坊专事宰猪,所谓"不卖肉",系指不零售,专营猪肉批发,同行中称为"汤盆",肉案则专营零售。养殖民国年间,养猪是扬州及周边地区农民家庭的主要副业。城市居民中养猪者也不乏其人。猪饲料以粮食     

嘉兴博物馆藏清末民国土地契约文书初探

浙江嘉兴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清末至民国间嘉兴地区的土地契约文书,其中一套"五联式"的,出现了前半部分红契、官契纸和契尾的时间为宣统,后半部分验契执照和验契票据的时间为民国三年的情况,反映了嘉兴清末至民国初年间政权变更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民间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交易程序的变化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从“公推”到“票举”：近代天津商会职员推选制度的曲折演进

近代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投票选举制度虽然率先在清末的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实行,但各地商会的具体实施过程却并非同步进行。上海、苏州等商会正式成立后即开始制订并实行这一制度,天津商会则在清末坚持采用"公推"的方式推举总理、协理和会董,没有真正实施"票举"。到民国初期,天津商会依然认为"公推"优于"票举",直至明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的《商会法》公布之后,天津商会还希望政府"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但实施"票举"在当时已是大势所趋,1918年天津商会也在章程中拟订了投票选举制度,并由此进入"票举"会长和会董的新时期。自清末至民国时期天津商会从"公推"到"票举"的曲折演进历程,说明在选举制度的建设中,天津商会的领导人在思想认识和实践操作两个方面都偏向于保守,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的举措,而且很少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商会已有的投票选举制度,这种现象也表明了清末民初各地商会对现代投票选举制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办“光裕典”的文明钰、文仿溪父子

清末明初,今贵阳市毓秀路中段,原有一座围墙高耸的深宅大院,古香古色的黑漆大门上方正中高悬“进士府第”匾额,贵阳人称为文家公馆。民国年间曾任省城总商会会长的文明钰及其子曾任贵阳县商会主席的文仿溪居住于此。清末民初之际,文家公馆所在地俗称文家坝。文明钰(1861—1928),字式如,晚号鹤山老人。祖籍江西庐陵县(今江西省九江市),后迁湖南东安,清康熙年间文氏先辈迁贵阳定居,世代相传,遂为贵阳人。文明钰之父文国桢生子三人,长子文明钦,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先后官山西古玉县和广西藤县知县;明钰为第三子。文明钰幼承庭训,聪明好学,20…     

寻找民国时期的贵阳老屋

辛亥革命成功后,贵阳经济发展虽然缓慢,还是有一些新兴商业出现。主要商业区,建起了一批二三层楼的仿西式的楼房。德国商家谦和号、德和公号,美商飞轮公司和福特公司在贵阳开办了代理处。民国19年（1930年)各行各业同业公会先后成立。民国20年(1931年）贵阳县商会成立,有2200多家商户在它辖下。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学术价值与体例特色

<正>《民国续修兴化县志》系新中国成立前兴化最晚出的一部方志,由国学大师李详始修于民国八年(1919),迄至民国十七年(1928)基本完稿,历时十载,因经费告罄而未克梓行。三年后,民国二十年(1931)李详谢世,民国三十一年(1942)由邑人魏儁续编,克底于成。李详(1859~1931)字审言,一字愧生,晚号齳叟,兴化人,清末至民国的国学大师、文选学家、方志学家,扬州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兴化李氏为明八大家(李、吴、     

凤翔博物馆藏黎元洪墨迹考述

陕西凤翔古称雍州,不但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而且从唐代设凤翔府至清末,还一直是关西重镇。特别是辛亥革命至民国年间,凤翔在群雄割据、军阀混战     

王和叔编辑的中小学课本

王和叔名宗彝，是民国年间贵州省立模范小学的校长，并在省城各中学兼课，是贵阳清末民国年间的知名教师。在其担任模范小学校长期间，治校有方，能带领学生进行工艺劳作，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使学校成为当时的知名学校。我国的近代学制，始于１８９８年以后，在清末民初，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但与西方比较起来，仍处在肇始阶段，其学制、课程、教材均尚不尽完善。民国年间、学校使用的课本仍然不多，贵阳尤其如此。因此，贵阳的学校除使用外地课本外，教员常使用自编的教材进行授课。王和叔先生就是地方性教材的积极编辑者。我在编纂《贵阳…     

近代大泽山老母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构建——以日照庵香会碑为中心

明清以来,碧霞元君信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行。据碑刻和地方志记载,至迟到康熙年间,大泽山上的日照庵成为碧霞元君行宫。碧霞元君在大泽山,被称为"老母",在清初到民国的250余年间,从名称、信仰辐射范围,乃至神灵格局,都经历了诸多流变。清初,大泽山碧霞行宫信仰辐射范围主要在平度、莱州以及昌邑三角地带;清末到民国年间,大泽山信仰的辐射范围增大,逐渐成为鲁东民间信仰的中心,并一定程度上分走泰山的香火。这个转变的过程,与平度、莱州、昌邑这个三角地带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密不可分。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简介

商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的重要社会团体。自从有了商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才真正取得合法地位,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活跃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目前对于商会的研究已引起国内外史学工作者的普遍注意。     

浙江兴业银行“风景图案”纸币解读

正成立于清末的浙江兴业银行纸币至今尚未有立论准确分析详尽具有说服力的文章论述,且不说扑朔迷离的清末版别,就是民国年间的版别也大有探讨研究之处。一般纸币爱好者都知道,浙江兴业银行民国年间发行的纸币图案均为"人像"——即王阳明、管仲和齐太公,而《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纸币(第十卷)第50页却载有浙江兴业银行两枚风景图案纸币,五元正面为杭州御碑亭与雷峰塔,背面北京颐和园铜牛     

清末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

清末各地商会诞生之后,商界有识之士又意识到应该使"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会两次发起召开的商会讨论会,都曾商议成立华商联合会事项,并设立开办处负责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上海、汉口商会继续推动华商联合会的成立,并于1912年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举行期间接连召集商会代表商讨相关事宜,通过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呈请工商部批准立案,终使全国性商会组织得以正式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体现了商人合群思想与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潘明洛与海外通商

广东佛山人潘明洛，清末曾任独山州府师爷，民国时首任三合县商会长。他在与海外通商方面，注重航运资源，招商引资，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并较早地为贵州赢得了海外经商的窗口。     

风流宛在

提到扬州这座城市,很容易想到“扬州三把刀”。扬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丰富而深厚,这座城市经历了清康乾时期的喧嚣和繁华,也经历了清末到民国的衰颓和落寞。这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既是这座城市文化心理成熟而固定时期,也正是“扬州三把刀”就砺出鞘的时期。作为谋生手段的“三把刀”显然有着扬州人的辛酸和无奈。手持着“三把刀”的扬州人,透露着那固有的精致和灵性,那样气定神闲、风流俊赏。     

木铎劝农——清末、民国年间的农事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现在是农业机构的工作，不过历史上的农业技术推广除农业机构外也曾由社教机构肩负。清末有振木铎劝农，民国年间有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宣教农业技术推广。     

陈济棠治粤时期的广东商会运动和抗税风潮

广东商运,自清末已有所发展,各商业行会、跨行业的商会联合会如广州总商会、七十二行商会等均已建立。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得到了广东商民的支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政权几经更迭,人民与当权者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斗争更加尖锐,而广东民族资产阶级也卷入了斗争漩涡之中。     

民国时期商会档案

民国时期商会组织是一个维护工商业主利益的社会团体,以“联合各业、振兴工业、齐一商志”为宗旨。商会组织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作为这一时期商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民国时期商会档案,以其保存完整、时间跨度长、涉及地域广、案卷数量多、内容丰富等特点,在整个民国档案中占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从民俗信仰的视角剖析历史上的会道门

"会道门"一词成型于民国年间,前身系以秘密状态长期蛰伏于社会底层的民间教门。在其演化过程中,由于大量吸收融合了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成分,如巫术、符咒、谶谣、揭帖、禁忌、占卜、扶乩等,逐渐构成清末明初独具会道门特色的教门文化。从民俗信仰和民间文化的视角解构会道门,可以发现其自成一套亚文化体系,在民国年间急剧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注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因不再囿于教门早期拼凑的儒释道文化体系而逐渐变得庞杂和宽泛,并因会道门中的枪会组织和刀会团体更贴近乡土社会的文化生活,因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频频亮相,大起大落,构成了独特的社会风景。     

《支那省别全志》对于清末民初济经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以浙江卷为例

《]支那省别全志》是东亚同文书院在清末民初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的报告汇编。该志书共18卷,分别以当时中国的十八行省为述志客体。第13卷《浙江省》着重反映了1907-1916年间该省的社会经济情况。其中关于贸易输出、区域物产、日用品调查、商业及金融等方面的记载,为深化中外贸易史、区域经济史、民众经济生活史、商会史、金融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