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札记》之札录

《廿二史札记》是清代史学家赵翼代表作。赵翼在对正史的考评中 ,考察了各史的编纂过程及其特征 ,提出自己的修史见解。作者强调史家发挥纪传体裁的特点 ,根据需要随时变例增减纪传例目 ,提倡史家秉笔直书和严谨求实的治史态度 ,反对讳饰和曲笔 ,要求史家取材精审 ,史书行文简洁流畅。     

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批判史馆修史     

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

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     

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特点

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史学批评为特色的史学理论著作,涉及史家和史著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他发扬王充的批判精神,“直书”前代史家之得失,即使是圣贤孔子和当朝皇家修史也在其批评之列,表现了无畏的求实精神;他具体评价史书的优劣,褒扬不讳其短,批评不抑其长,主张史学评论要探赜史家的著述旨意。他以理、势论述史学问题,增强了史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史学批评的核心是史义。实录直书和“激扬名教”在他的史义体系内实现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的统一。     

《清史》纂修与历史编撰的创新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西汉武帝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撰成《史记》 ,成功地记载了起自黄帝止于武帝时期的历史 ,无论在历史见识、史料价值、历史编撰上都达到极高的成就 ,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东汉初著名的史学家班固高度评价司马迁的著史精神和成就 ,他效法司马迁 ,为刚刚终结的西汉皇朝撰成了包举一代的《汉书》。《史记》和《汉书》为古代史家树立了典则。史家应当记载中华民族的奋斗发展、国家的盛衰兴亡 ,留下可靠信史 ,这是史学家的名山事业 ,也是史学家对国家民族应负的历史责任。国可灭 ,而史不可灭。当皇朝更替 ,继起者必须为…     

邵晋涵史学概述

邵晋涵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清代浙东史学之名将。但长期以来,对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言之者甚少,知之者甚微,故阮元当时即已指出:“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学之正传,博闻强纪,于宋明以来史事最详,学者唯知先生之经,未知先生之史也”(《南江邵氏遗书序》)。其实他在当时的史学界贡献不小,影响颇大,特别是在著名学者当中,深受推崇,就连钱大昕这样的史家,对他也十分敬重,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君于国史当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无间言,而知     

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秀传统关注世界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历史学自萌生时起,就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中外皆如此.中国古典史学强调”求真求实"、"经世致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历史思想的核心.西方史学的源端在古代希腊.无论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修史的目的都是为了述古喻今,垂训后世,如修昔底德讲:"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古希腊史家戴奥尼西也认为,"历史是一种以事实为训的哲学".     

论荀悦史观对当今修志问道实践的启迪意义

荀悦是东汉末年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改写《汉书》而成《汉纪》,侧重于治道为政道服务的修史问道理念值得志界同仁借鉴。他的著史问道主张可以概括为:问道的关键在"明鉴"、问道的内容在"五志"、问道的方法在归类、问道的宗旨在"崇圣"、问道的重点在变通。     

试论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首先,它在对诸多史学思潮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始终坚持着唯物史观的指导,同时也发展了苏联史学的党性原则;其次,它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工具,史学工作者皆致力于阐释历史发生的社会根源与阶级根源,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倾注了史家个人的情怀;再次,它秉承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治史传统,在"论从史出"和"设馆修史"等方面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

鲜卑民族之于北朝史官制度的设立、推进和创造,对发挥史学的民族文化认同功能起了重大的作用。北魏在继承汉魏著作官制的同时,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北朝几代史家则提出了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史学思想。至北齐,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的机制,其对传统史学影响深远。这是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所结出的硕果,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和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     

《续资治通鉴》编纂新考

《续资治通鉴》一书,是清代乾隆时期在毕沅主持下,有众多幕宾参与修成。毕沅本人从始至终不仅亲自主持、而且实际纂修、修订与考核史料,是本书名符其实的作者,非依仗权力、财力雇人撰书、坐享其成。在其他参修的学者中,学术界往往强调邵晋涵的贡献,但依据史实考证,可知钱大昕的贡献远在邵晋涵之上。而章学诚曾言《续资治通鉴》二百卷,乃为概略说法,不必因此增添疑窦。冯集梧校订并重新刊刻之《续资治通鉴》,实为全稿,经梳理有关记载,枝蔓歧说均可廓清。     

服务清史编纂 抢救文化遗产 推动清史研究——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出版成果述评

中华民族既有辉煌悠久的历史,又有易代修史的优良传统,一部部代代相传、彪炳史册的《二十四史》就是明证。同时,历朝历代的修史,既遵循一定的史观、叙例和方法,又都十分强调对史料的采集、整理和运用。清代著名史论家章学诚曾谓抑古今史书,岂有外于文书档案而为凿空之文者欤。①同样,当     

司马相如与巴蜀史志文献编纂关系考

蜀人司马相如以其宏文大笔驰骋古今,为历代文人学者所推崇。东汉班固、南朝梁刘勰称其为“辞宗”,宋代王应麟、明代王世贞称其为“赋圣”,宋代邵博称其为“文章祖”。人们将其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文章西汉两司马”。然世人但知司马相如为文坛辞宗、赋家之雄,而罕知司马相如与史学有着莫大关系。他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撰有史学著作,其中包括最早的一部巴蜀地方史志《蜀本纪》,堪称巴蜀地区早期的史学家。其史学著作,甚至对后代史家修史体例具有开创之功。     

历史事实的重建与诠释:宋代义理史学再认识

宋代义理史学以阐扬义理为宗旨,根据这一理念,史家对传世史料重新加以甄别、取舍、组合和诠释。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体系,儒家义理支配了上述过程,构成了史家撰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建和诠释,史家期望昭示义理,进而达到垂法示训的目的。义理史学的诠释活动与历史解释有着不同的旨趣,其实质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认知活动。     

《大越史记全书》的发展与完成

从13世纪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到15世纪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越南国史的书名和基本结构确定下来了。但从修史的全局来看,这还只是整个工程的前半。又经过其他史家的继续工作,主要是17世纪范公著的“续编”和黎僖的“追加”,它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最后的完成,产生了今天我们手中阅读的《大越史记全书》。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