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往战地的慰问袋——战时日本民间的恤兵品捐赠研究

战时日本民间以慰问袋为代表的恤兵品捐赠风气的形成,背后存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指导、社会团体的动员、军国"美谈"的创作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借助于恤兵品的兵民情感的互动,为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而为其对外战争服务。慰问袋中的物品对于战地士兵具有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意义,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精神意义则要大于物质意义。浓烈的乡土情结,对异性的爱慕心理,倾诉自身境遇的欲望,赋予了慰问袋多种情感上的意蕴。慰问袋不仅具备军国"美谈"所塑造的正面形象,从士兵私记关于慰问袋的记载中也能一窥战时日本社会对恤兵品捐赠冷漠、敷衍的侧面。     

日本大阪召开“99国际市民研讨会”

由“纪念南京大屠杀中国人遇难60周年”大阪实行委员会、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等20多个日本民间团体发起的“99国际市民研讨会”，于1999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日本大阪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各国战争受害者、学者、社会活动家、律师，以及因参加过侵华战争痛感加害责任的原日本老兵和关心战争遗留问题解决的日本民众约500人。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妇女团体的演变与启示--从官方妇女团体到妇女非营利组织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立了一家以军事后援为目的国家主义妇女团体———爱国妇人会,该团体带领日本妇女从事了一系列慰问战死者家属、救济伤病士兵等活动。侵华战争爆发后,以爱国妇人会为代表的官方妇女团体迅速发展壮大,对战时体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二战结束后,日本妇女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一支越来越重要的力量,民间妇女组...     

有关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纪念馆”的问题

日本防卫省所在地市谷地区的“市谷台一号馆”是日本战前、战中的重要军事设施,并在日本战败后成为东京审判的所在地。然而,围绕着“一号馆”的存废问题,日本国内曾经进行过包括国会在内的多方面讨论,在历史认知上完全对立的左右两派也为保存东京审判的历史记忆,将近代日本发动的战争全貌展现给日本民众,而罕见的统一思想也参与了保存运动。...     

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

1991年以来的30年间,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从长时段认识战争起源与战后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追究重点从国内战时领导者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战争的叙述从只强调其“受害”转换为也关注“加害”.研究者不仅对中日两国的战争动员体制进行比较,还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军事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军部与国家领导层转变为前线战场和普通士兵.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这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新动向的出现.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作以新闻记的敏锐目光,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公民”、“历史”两册教科书的内容予以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这类教科书是战争时期《国史》亡灵的再现,并围绕着日本的殖民统治、战争犯罪、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作的观点。批驳了“编纂会”教科书中的谬误,同时,针对日本民众中关于战争认识的某些模糊观念,予以了说理式的释明。     

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

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孙立祥１８９４年至１９４５年的半个世纪,是中日关系史上一段不幸的历史时期。本文拟就日本民众在侵华战争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盲从战争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民众在侵略战争中的消极作用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等,进行尝试性研究。一浓重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近...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日本妇女在侵华战争中具有“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韩立娟在《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战时，部分日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些日本妇女是带着“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本妇女盲从侵略战...     

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及其根源

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中日双方不时地进行“争吵”。在中方看来,日方对历史的反省始终是不深刻、不彻底的;在日方看来,中方总是没完没了地纠缠历史不放。这成为自１９７２年恢复邦交以后双方努力协奏的“友好合作”主旋律中的不和谐之音,并干扰着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历史认识问题的焦点与双方的差距 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日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一场侵略战争,对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反抗侵略的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一方,中国则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方,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的失败和中国反抗侵略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     

“笔部队”：日本情报部门的侵华秘密武器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人显然是深谙此道的。从明治时代（1868—1911）开始,无论是早期对“大东亚共荣圈”的鼓吹,还是后来“大陆开拓文学”对满洲移民侵略活动的粉饰,都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家在军国主义思想及侵华“国策”的形成和实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实施“文坛总动员”,召集大批文人、记者,组建了一支“笔部队”,发动声势浩大的“笔征”。这支表面上文质彬彬的“笔部队”与穷凶极恶的“枪部队”互相配合,双管齐下。“枪部队”在战场上源源不断地杀人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

唐代“中国”一词大体用于追述前代和议论当朝。唐代“中国”有地域、文化、民族及政权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朝廷直接统治区域、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内地,是“天下”的核心或重要组成部分。唐朝“天下”一词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天下”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即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唐朝“天下”的主要含义。此“天下”与“军国”、“邦国”基本同义,但各有侧重。“军国”最郑重,一般用于中央最高决策机构首脑的职掌范围;“邦国”更普通,主要用于官府和中央事务的层面;“天下”更广泛,一般用于中央和地方、官吏和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层面。广义的“天下”则指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包容其他国家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1941年的“魔术”失密和日美关系

在袭击珍珠港前八个月,日本得知它的密码外交电报已被美国破译。多年里,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为,日本分析密码的做译能力表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近年来的销密文件显示出另一种情况。日本了解到美国的破译密码“魔术”行动,似乎促进了与日本关系的恶化,并导致华盛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1941年在亚洲投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一年后,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经在领导着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对轴心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包括公开的和秘密     

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境内的关东军突然袭取沈阳。随后,日本军队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在日本侵华史上是一个标志为新起点的重大历史事件。战后,日本正直和进步的历史学者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十五年战争”,澄清了不少被歪曲了的真     

十六七世纪天主教在日本“慈善传教”评析

16、17世纪之交,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以“谋略智取型”开展送医送药、救助奴隶、兴办教育等“慈善活动”,在社会底层民众中赢得了大量信众,开辟了一个“天主教时代”。这与天主教在拉美对异教徒采用以“刀剑传教”的赤裸裸的征服完全不同,成为天主教传教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例。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日耶稣会缺乏武力后援且为适应文化差异而被迫采用的传教策略。“慈善传教”与“刀剑传教”在形式上大相径庭,然两者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重大国际事件,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一事件中,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如内阁、军部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一场阴谋策划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有不少见不得人的诡计,为了     

二战后韩国对日索赔要求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南朝鲜民众及稍后成立的韩国政府,为清算过去日本对朝鲜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为有效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韩国的独立而产生的日韩之间的诸多问题,很早就开始了其善后准备工作。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就是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与损失调查同其日后的对日补偿、赔偿要求密切相关。因此,不弄清战后初期南朝鲜民众及韩国政府的战争受害及战争损失调查的全过程,我们就很难正确理解和把握此后日韩会谈中韩国提出的对日请求权问题。     

政府官员与乡间教师笔下的抗战见闻及其心灵体验——以全面抗战初期陈克文和郝星久日记为例

日本侵华造成国人在战争状态下“无差异”的个人体验。较之死亡、轰炸、迁徙等显性见闻,战时民众多处于一种“伪安”状态,恐惧、苦闷及无尽头的期盼似乎是大多数人生活常态的写照。陈克文时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其日记反映了一位学者型官员对于战争的观感及其身处政府机关又面临艰难时局所持的复杂心态;郝星久则以乡村教师身份见证了战争对乡村的破坏和对民众恒常生活的影响。两人作为战争亲历者,职业的不同与所处圈子的差异为人们认识战时个体生命所思所想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视角,而相同的“知识人”个体属性又与一般乡人和政客有别,在流离与彷徨的战争微观体验下更能超脱众人,并提出“家国安在?国将何往?”的追问,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亦无形塑造了其战时心理的复杂性。倾听战时两者内心深处的声音,民国历史命运之走向业已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