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法令》与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

为应对16世纪中叶人口危机、经济波动与社会变迁引发的劳工问题,英国政府在继承中世纪劳工立法的基础上,于1563年出台《工匠法令》。《工匠法令》授权治安法官推行学徒制、强制劳动、限制劳工流动与厘定工资等核心条款。《工匠法令》顺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切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获得治安法官的积极推行,从而有效化解劳资纠纷与维护社会秩序。《工匠法令》奠定了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劳资政策的框架,诠释了家长制劳资政策的基本内涵,形成了以治安法官为权力主体的劳资纠纷化解机制,有利于英国社会的稳定转型。     

近代早期英国国王主导下的烟草管制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面临着民众过度吸食烟草、外国烟草长期占据本土市场、荷兰人垄断英属殖民地烟草采购与运输等问题。英国统治者认为烟草关乎民众身体健康、国家财税、殖民地开发以及国际竞争,有必要将其纳入国家治理范畴。到17世纪中叶,英国针对烟草种植、采购与运输、零售、吸食等方面制定出一系列管制措施。英国烟草管制是国家层面对新兴商品进行管制的经典案例,从侧面展示出社会转型背景下国家治理政策与方式的调适。国王凭借不断扩张的权力,推行并改进管制政策。也正是因为国王的主导以及为满足王室财税需求,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国王与专利者利益为中心的垄断性质的烟草管制形式,这切实反映了近代早期英国国家治理的另一种面相。     

啤酒馆问题与近代早期英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突

啤酒馆问题是16、17世纪英国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社会史学家认为啤酒馆问题与统治阶级对社会秩序的担心有关。本文从宗教改革以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入手,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指出啤酒馆问题反映了基督禁欲主义同传统习俗的冲突、新教个人主义同睦邻文化的冲突,以及新兴“中等收入者”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同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的冲突。啤酒馆问题折射出英国从传统向近代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化。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

19世纪中后期,为保障公共卫生安全,英国政府全面介入卫生管制,注重立法规范与制度建设,先后通过创建卫生总署、枢密院医务部与地方政府事务部等机构统筹管理公共卫生,最终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由偏重环境卫生和医疗服务的集权掌控转向中央政府指导下地方政府科学管理的行政分权,体现出英国政府能顺应城市化、工业化的需要,把握住医疗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机遇,通过改革公共卫生管理范式完善社会管理制度。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身心健康,推动了社会发展与国家实力提升,既有利于其殖民扩张,也对殖民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影响深远。     

济贫与规训:16世纪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布赖德威尔

布赖德威尔(感化院)在英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布赖德威尔体系的形成经历了城市试验与国家推广两个阶段,是地方创造力与中央意志力合力的结果。布赖德威尔具有公共雇佣和规训惩罚等多重功能。围绕功能的定位,布赖德威尔的性质有一个从雇佣机构向规训机构的明显变迁,这反映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和平衡。     

政治博弈与省籍矛盾——以婺源回皖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发生于民国时期婺源返皖运动(1934—1947年)是由于婺源行政改隶江西引发的请愿运动,由于本次事件引发的政治抗议运动折射出多种面相: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之间的政治博弈,由于文化、治安、风俗习惯、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婺源民众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使婺源重回安徽。这个事件中,婺源民众以徽州文化及其代言人朱熹为号召,发起四次政治抗议运动,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婺源改隶江西损害了婺源民众特别是婺源茶商的切身利益,婺源茶商与茶农成为运动的主力军。     

英国近代早期的劳工工资问题与国家管制

自中世纪的黑死病大流行时期起,英国政府针对劳工工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国家管制,其主要标志是1349年的《劳工条例》和1351年的《劳工法令》等法规的颁行。近代早期的都铎政府继承了前代做法并进一步强化了干预力度,通过著名的《学徒法令》及诸多王室敕令的施行,都铎国家的工资管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若干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都铎时期工资国家管制的实际效果又是较为有限的。     

近代早期英国对自杀者的惩罚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人们认为自杀是"恶魔的罪行",是受到魔鬼引诱的结果,是一种反对上帝、反对国家的重罪。自杀者不仅要受到教会的惩罚,例如,不能进行基督徒式的安葬,尸体会被亵渎,家人要蒙羞,——而且也要受到政府的惩罚——自杀者财物要被没收。近代早期英国教会和政府对自杀行为的谴责、惩罚表明,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躯体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体系中,人的身体(尸体)成为政治和文化活动集中的主要焦点。     

博弈论在我国税收实践中的应用

本文利用博弈论方法对税收实践进行分析,对中央与地方税务机关,地方税务机关与征税人,征税人与纳税人三层关系建立博弈模型,展开对策分析。表明检查和惩罚是防治税收流失的有效途径。     

英法对北美整体性的认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

殖民地内部的整体意识乃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本文作者通过仔细研读相关的历史文献 ,考察并比较了从“七年战争”结束到 1 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英法两国对北美整体意识的促进作用。尽管英国政府和英国民众强烈反对北美的独立运动 ,但英国政府法令的颁布方式、颁布对象、措辞以及英国民众的冷漠态度 ,从客观上刺激了殖民地的整体意识与独立意识。而法国政府与法国民众则出于历史因素、战略考虑以及国内社会文化形势而对北美独立运动给予了热情支持 ,并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塑造了美利坚民族崭新而独特的形象。英国的作用因此是客观间接的 ,法国的作用则是主动直接的。     

登峰六壮士

世界之巅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是世界登山者和科学家想要征服的地方,但是直到1953年,人类才首次成功登上珠峰,英国探险队的埃德蒙．希拉里与丹增．诺盖成为站在珠峰之顶的最初两人。为了鼓励这项伟大的成就,国家地理学会向英国探险队颁发了学会最崇高的哈勃特勋章,这是学会第一次将奖项颁发给一个集体。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论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

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盛行,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与中世纪早期相比,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发生了一些变化,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自己,具有了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这表明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个人主义”倾向,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英国民众的精神力量也在发展。     

金融危机对民众生活水平影响研究——以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英国为例

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英国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一时期民众生活水平状况,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本文从危机爆发前英国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水平状况、危机的爆发及其政府遏制危机的措施、危机对当时的英国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三个方面对金融危机前后短时段的英国民众生活水平进行分析,以揭示危机对民众生活水平的影响,进而透视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始末

一、创立及组织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综合性机构,是各地推行社会教育的中枢。其前身是通俗教育馆,最早设立的为1915年的江苏省立南京通俗教育馆。1927年7月江苏首先改设民众教育馆,其后各地纷纷改设或创办。按照教育部和省政府颁发的有关规程、法令规定,民众教育馆以“增进全民之意识道德与健康,提高国民文化水准,改善人民文化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为宗旨。在抗日战争期间,则以“集中力量培养民族意识,增进抗战智能,加强机构自治,促兴生产事业”为其实施方针。     

浅谈福建省旅馆业治安问题及现实困境

治安问题是指人们违反由刑法和治安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国家和公共安全、社会管理和公民人身权利或民主权利并依法给予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的一种社会现象或行为。当前我省旅馆业中存在诸多社会治安问题,已影响了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稳定和地方经济发展,亟待公安机关加强旅馆业治安管理。     

中古英格兰的教区行政

中世纪后期,教区是英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在济贫、道路的修建与维护、教堂的管理以及民众日常生活方面,教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区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教区居民,他们监督教区官员的行为,教区的生活体现着自治性与参与性,培养了地方民众早期的民主意识。教区也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英格兰“地方自治之家”奠定了基础。     

中古英国地方自治研究综述

英国是“地方自治之家”,近代英国独具一格的地方自治制度树立了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因此,对中古地方行政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地方自治之家”的由来与发展提供历史的背景。     

国家法与习惯法的扞格:以《天柱文书》中的侗族离婚诉讼案为例

在古代社会,国家法对少数民族偏远地区的影响常因地理环境的制约而相对薄弱。地方秩序的维护多依赖于地方习惯法。近代以后,国家力量逐渐加强了其对偏远地区的影响力,国家法也逐步变成民众处理社会问题的另一种途径。但在国家法进入地方法控制区的时候,就不免会出现适应问题,特别是当国家法与地方法存在分歧的内容时,民众如何抉择值得关注。民国贵州天柱县的一起侗族离婚案,充分地展现了国家法和习惯法扞格的情况。由于当地侗族习惯法占有优势,使得国家法的解决途径最终未能成功。本文拟以此案为例,展现民国时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