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

从广义上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大战略,都源自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延续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对威胁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的评估有所区别,同时在利用那些资源、如何实施遏制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     

冷战转型期的美日关系——对东芝事件的历史考察

本文依据美国政府的最新解密档案,考辨"东芝事件"的由来与真相,阐明美国政府处理"东芝事件"的外交策略及其影响。本文认为:经济利益是东芝机械公司向苏联出口9轴数控机床的根本驱动力量。美国政府利用国内社会舆论,如愿解决了引进日本防务技术和联合开发FSX战斗机的问题。防务技术转让成为维系美日安全保障体制的新要素。以"东芝事件"为契机,美国积极推动巴黎统筹委员会提高对数控机床的管制标准和建立"类巴统管制体系",日本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实现重大变革。这些变化昭示了冷战转型期美日关系发展的新趋向。     

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的起因和结局——以东北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结束后,中国东北成为美苏两国与中国国共双方关注和争夺的焦点地区,并最终形成了以美国和国民党为一方,以共产党和苏联为另一方的对峙格局,导致了中国内战在东北的爆发,东北也成为美苏关系在东亚转冷的起点。在苏联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而国民党则逐渐丧失了美国的支持,这在外因上决定了中国内战的结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政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省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中央政府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基本原则。作为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大省的四川,其做法和经验非常具有代表性。四川省通过加强中医政策教育、开展中医进修、将中医纳入国家卫生行政体制、推动中药的研究与应用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医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有了较大的提升,不仅对新中国卫生保健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对整个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合作化时期农业生产合作社勤俭办社的历史考察——以贵州为中心

合作化时期,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共中央就勤俭办社多次发出指示.贵州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切实贯彻执行中央倡导的勤俭办社方针,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根据自身需要和现实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多种经营,减少非生产性的开支,反对铺张浪费,从而活跃了农村经济,扶持了农业生产,节约了开支,增加了社员收入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发展新时代农村合作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与启迪.     

磨炼：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以诗格为中心

“磨炼”是晚唐五代诗学的理论核心,这不仅体现为晚唐五代诗格中的具体理论阐述,而且可以从诗格著作群体以及诗格所举的诗例方面得到证明。晚唐五代诗格中的“磨炼”理论是对诗歌创作中字、句、意、格进行锤炼的全方位理论总结,是诗歌创作多方面要求的理论体现。     

中国参加一战的美国因素——以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1917年2月美国政府对德绝交,以及对中国政府一起行动的邀请,再次开启了中国加入一战的步伐。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对推动中国追随美国产生了重要作用,正是芮恩施的推动,实现了中国对德抗议与断交。但是否参战的争论,激化了中国政府内部的矛盾,对于中国的内争,美国希望能够和解,但并不愿意干涉中国内政。而实际上美国并非反对中国参战,而是希望中国在实现内部和解与统一之后参战。同时虽然芮恩施一再争取美国对华贷款,但美国政府担心刺激日本,不愿直接援助中国,而联合英法等国,约束日本行为的意图也落空,最终丧失了其在中国参战问题上的优势地位,不得不与日本妥协。     

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以二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传统,其内部蕴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并在二战结束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突出地表现出来,预示着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悲剧。     

“自由”话语与冷战初期美国国内政治动员——以欧洲复兴计划为中心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严峻形势,杜鲁门政府酝酿出台欧洲复兴计划。为了动员美国民众支持这一计划,杜鲁门政府构筑了一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体系。他们从"自由"着眼,制造国家安全威胁,并将苏联视为"他者",与社会团体共同塑造了美国作为"自由捍卫者"的国际形象。借助宣传欧洲复兴计划这一有利时机,美国将强烈的道德因素注入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援助政策中。这不仅赢得了美国民众对欧洲复兴计划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为美国政府全面介入国际事务提供了"合法性"理由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     

论战后初期美国苏联学的冷战化——以“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为中心的分析

1948年2月成立的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寻求通过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有关苏联的见解,军方及政府与之合作所主导的美国苏联学的冷战化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1950到1954年间的"哈佛苏联社会制度项目"是空军与俄国研究中心合作的重要产物。该项目源于对苏联流亡者进行采访以搜集信息并进行研究的设想,尽管在运作过程中曾面临种种问题,但基于大量采访信息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推动了学术与政治围绕国家安全机制的结合并充分体现了苏联学的冷战化。     

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的演变

冷战开始后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加剧,美国政府通过采取创建新闻署、组建和平队、成立国际交流署等手段,逐步将文化外交融入对外宣传范畴,演变为一种冷战工具,其间政治文化和领袖的国家使命感起到关键作用。这种文化外交在为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其国际信任度和软权力下降。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ibet

Tibet is well known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R) is one of China's five ethnic minor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However, to some in the West, Tibet's political position seems open to dispute.It is obviously that no one can reach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without consulting history. In ancient times, Tibet was a vague geographical concept to Western world, but it did witnes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in modern times. Originally the so-called "Great Game" brought Russian and British monk-spies and, eventually, the British Indian army, into Lhasa. Then,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US established the famous air transport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问题析论

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新领域,一些基本问题尚未廓清。本文就其中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秘密活动、间谍活动、隐蔽行动是三个不同概念,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美国在对外关系中实施隐蔽行动由来已久,但从美国立国直至二战前,隐蔽行动只是其对外活动中偶然使用的策略手段,而在冷战期间发展到巅峰。冷战期间,隐蔽行动成为美国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一项基本政策和基本战略。对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我们应从基本政策、基本战略的角度深入研究。     

论冷战的历史根源

1990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巴黎正式宣布冷战结束。而关于冷战的讨论并没有随之完结,事实上,只有当人们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梦魇中醒来之时,才有可能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重新认识其历史全貌,并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本文就冷战的历史根源问题谈一些新的认识。     

冷战后宗教与美国外交——动力、路线与机制

冷战后,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日益走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机制化,呈现出以宗教利益集团为动力、以在国会推进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为路线、以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和国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互动合作为机制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外交中也凸显宗教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