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家祠堂庆典仪式看民间文化的传承价值与机制

民间文化的特色体现在仪式中,仪式就是一种文化的展演,是一种区别于艺术表演、蕴涵了象征意义的文化表演。仪式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了大量的民间文化信息,体现出乡村民间文化的内涵与特色。仪式的展演实际上是乡村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承与保护方式。通过客家赖氏祖祠重光庆典的两个案例的考察,可以看出其仪式表演与文化氛围营造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民间文化精英主导的乡土权力的激活又是民间文化活动的内在力量。形成区域民间文化活动重要的激励机制,目的在于达成血脉亲情的结构秩序、宗族文化的认知、乡土情感的释放。民间文化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民间文化承载的形式与内容,使民间文化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29万字,79元本书通过考察民国前20年国家仪式的相关人物与事件、时代背景、制定过程、社会环境、前期准备、操演场景、仪式语言、象征意义、权力结构、民众参与、媒介态度等,试图认识国家仪式作为政治文化现象的丰富面相,以此揭示民国前期政治文化的特征。作者还探讨了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仪式政治内涵的区别;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时期与统一全国后仪式政治内涵的变化;并以"仪式的困境"     

神鬼信仰意义域在仪式实践中的凸显与强化——以辽宁岫岩“太平香”祭祖还愿仪式为例

烧"太平香"是流传于辽宁岫岩地区的一种民间祭祖还愿仪式。文章在描述这一民俗事象的基础上,分析了仪式器具、行为和语言的象征意义,并指出神鬼信仰意义域正是以这些象征意义为启程工具在仪式实践中得到凸显与强化的。由此,一种超验性的实在被经验,为信仰和仪式的再生产做好了准备。作为民众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此类信仰和仪式应当被充分地理解和尊重。     

吉林九台满族石姓家族萨满野祭仪式调查

吉林省九台市满族石姓家族的萨满文化,在国内外萨满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学者们对该家族萨满文化的关注已有三十多年,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石姓家族萨满祭祀仪式所做的详细民族志调查报告所见不多.本文以石姓家族的野祭仪式为对象,在参与观察和民族志访谈的基础上,对该仪式的过程及其象征意义进行描述和阐释,并指出仪式程式的稳定性和仪式内容的变异性.     

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下的消费空间研究进展

随着城市消费空间的大规模出现,消费主义景观成为新文化地理学最新、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相关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消费空间的象征意义、消费空间公正、消费空间性别政治和消费空间生产的研究等四个方面。论文从文化解析入手,剖析了消费空间的符号与象征意义、空间权力与空间公正的互构关系,消费主义语境下性别权力的空间诉求、消费空间生产等议题。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下消费空间的研究趋势：更加强调消费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消费景观的塑造与蕴含的意识形态关系,重视探讨与消费空间相对应的现代人本性场所与亚文化体系的构建,以及“时空压缩”下消费空间生产机制与地方性建构的可能。     

“祭祀”与“纪念”之间——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型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明代告祭仪略论

明代告祭仪式是国家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上说,告祭仪式可分为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前者在正祭仪式之前或之后举行,是常规祭仪的一个环节;后者因时因事而举,内容更为丰富,主要包括因新皇帝登极,出征与凯还,营建与修缮,建制与改制,藩王之国,册封,奉安神主与祔庙,节庆与忌辰,禳灾与告谢而举行的祭祀仪式。告祭的方式有皇帝亲祭与遣官告祭两种,以明代登极告祭仪为例,可见其从亲祭到遣官的变化体现了不同的政治象征意义。明代告祭仪式的基本内涵是"告诉"与"祈禳",每种告祭仪式的涵义又常常是复合的,应配合其他典礼仪式,理解其象征意义。     

中国封建皇帝封禅略论

在祭教合一的封建时代,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在儒学思想演绎和阐释下的封禅仪式过程和象征意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而且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展示.     

秘密社会仪式行为的文化学阐释——以白莲教为个案的探析

白莲教是源起于元明而盛之清和民国,且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秘密社会组织,白莲教仪式行为集中体现了其浓厚的宗教情结。白莲教仪式行为在组织层面确认了教派内部神性化的伦常关系,在理念层面形成了理想家园与现世目标的同一,社会控制层面所确立的宗教威慑与世俗惩治构成了白莲教独特的制度化惩戒机制。仪式行为在这三个层面的象征意义揭示了白莲教本土宗教世俗化的重要特点。     

仪式专家与传统的发明:云南省武定县龙潭村祭山神的个案研究

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总是不断被发明、创新。在当下,政府意志和市场运作是保护、承袭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云南省龙潭村的仪式专家张修良作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名边缘人士,在没有政府介入和商业实践的背景下,依托地方性知识和乡村社会的行事准则,发明、重构集体性祭山神祈雨的仪式传统。在没有外在驱动力的情况下,大部分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并没有保护、继承传统文化的意识,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张修良发明仪式传统的实践虽存在时效性不足的问题,但对于平衡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流保护模式仍具有借鉴意义。     

俗说俗物香山

在日常生活中,乡民根据自己的生活世界构建和想象出一个神灵世界。人们要与这些神灵进行交流,便需要借助被赋予象征意义的圣物。在冀中平原的许多祭祀仪式中,杆香和黄表纸便被赋予了这样的神圣意味。在仪式现场,每当香纸燃起,烟雾缭绕,     

关于汉俄文化中典型动物的象征意义比较探究

不同的动物在不同的文化中既有共通的象征意义,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居住地理条件,心理,道德,价值观,审美观,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一些动物在汉俄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既有共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在跨文化交际中应注意其差别。     

《歧路灯》的家族传承危机与礼法重建期待

清中叶李绿园的家族小说《歧路灯》借谭氏家族命运反映了传统的家族文化与礼法之间深刻复杂的关系,寄寓了父辈对于家族传承危机的忧思,并且形象展现了家风恢复、礼法重建对家族传承的疗救意义。小说尤其突出家谱、家法祖训、祠堂主礼石、修坟祭祖等实物及仪式,以强烈的象征意义表达着礼法在家庭、家族中的重要地位。     

桥的象征意义世界——读《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

文化象征体系一向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两门学科都以人们的生活世界为研究对象,而在象征人类学或阐释人类学看来,生活世界是由意义构成的。一种文化的象征体系展现了该文化的宇宙观图式和价值体系,它渗透于人们“如何说、如何做、如何想”的各个层面。由于仪式和某些在人们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事象能浓缩地体现象征体系的结构或某些方面,它们往往成为进行象征意义讨论的关注点。     

现代体育在英帝国的传播及功用

文化治理策略是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关键要素。18—19世纪,英国人发明了符合现代社会的新型体育,并赋予其文化标准和道德规范。现代体育以英帝国的外扩性为动力,通过多种路径持续传播,在帝国空间内建构起“共有”的体育传统,呈现出帝国扩张与殖民权力的增长。现代体育是英帝国扩张与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强化了公学毕业生为帝国服务的意识,培养出优秀的管理者和继承人。在维系英帝国层面,现代体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加强了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及殖民地对帝国的忠诚感,是影响英帝国秩序的一股重要力量。作为启发式工具,现代体育在帝国的传播及其功用反映了英国的殖民扩张、治理方式,以及文化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     

饮酒作为山地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以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村寨为例

饮酒始终贯穿在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对酒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的社会文化这一问题,以三个典型的民族村寨为田野调查个案进行了考察与分析。酒的分类突出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饮酒是当地过渡仪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酒同时也是一种彰显权力的工具。     

权力精英结构的饮食表达——基于清代“满汉全席”发明的微观政治学分析

在清代特有的部族政权统治下,满族统治者通过其内部精英的凝聚力和满汉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发挥了国家政治行动的力量,维护了满族统治者的特权和利益。在这一系列的政治行为背后,满汉全席这一筵席形式应时出现,并在满族统治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主观构建的筵席仪式,其变化过程表达着满、汉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体现着清代权力精英结构的变化。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合法性之建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国家纪念日这一政治文化资源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维护自身的统治并表达政治诉求,特别是在特殊环境下进行政权建设,为抗战服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通过国家纪念日传递筛选后的记忆,试图制造出共享的社会记忆;通过国家纪念日的活动时空、参与人员、仪式话语等安排,以建构权力权威;通过将传统文化融入国家纪念日,以构建文化传统;通过国家纪念日动员,让民众感受纪念仪式操演氛围,接受宣传的政治内涵和理念。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正是通过国家纪念日这四个方面建构抗战时期的政治合法性。     

论《九歌》的直接源头

《九歌》的直接源头不是《诗经》,不是楚地民歌,也不是远古神话,而是完整的楚地祭祀仪式。这可从四个方面来论证:内容上,两者都是表达和表演爱情;形式上,两者都以悲剧告终;角色上,都是“巫之一身二任”;两者所用之香草,均为祭祀之道具,取其圣洁之象征意义。《九歌》是楚地原始文化与作者个体怨愤结合而喷薄出的美丽花朵,它具有祭祀与祭事的双重性质。     

简论商代玉兵器

<正>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出现了很多工具。古时候生产力低下,工具产出不多,制作精良的工具大多集中在少数拥有较高地位的贵族统治阶级手中。兵器既是狩猎作战中使用的实用工具,也有象征权力地位的意义。玉质地坚硬细腻、色彩美丽温润,深受统治阶级的喜爱,玉制品普遍被用作祭祀之用,从而成为权力的一种物质体现形式,有了对权力的象征意义。在古时候,祭祀与征战是一个部落乃至整个国家的大事,以玉制成的兵器更强地